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勾起了人们对盛唐的无限想象。忆往昔，仓廪实，天下长安，四海归服。诗人笔下的盛唐，照亮一个中国式的理想国。然而，在这种对盛世的想象中，真正的庶民被忽略了。长安之外的国境，很少有人去深究。

　　“豪强兼并，州县莫能制。”“天下户口逃亡，色役伪滥，朝廷深以为患。”这些史料形容的不是中晚唐，而是被描绘成盛世的玄宗朝。

　　“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这首诗描绘的不是安史之乱后，而是安史之乱前。

　　土地兼并、生民流散、劳役繁重……这些描绘末代的词，形容玄宗朝同样有所依据。唐朝并没有根治封建王朝的结构性问题，在最强盛的时候也没能真正实现千万百姓的“安居乐业”。玄宗朝是长安的盛世、疆土面积的盛世、国际声望的盛世，但不是庶民的盛世。只是在安史之乱后惨淡景象的衬托下，玄宗朝成为一代文人贵族心中的白月光。他们为这层记忆敷脂抹粉，使得玄宗朝聚拢起玫瑰色的烟雾，在一轮又一轮历史话语的构建中演变为梦幻的符号。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成为文化理念和价值理念。当从未经历大唐的人们怀念开元盛世，他们所怀念的，实则是大国崛起、万邦来朝。这背后有着一层朴素的国家认同情结。

　　大厦倾倒，非一日之事。盛唐陨落，表面上是由于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之所以发生，乃是诸多历史因素积重难返的结果。它的大背景就是“世业口分田制”(后人亦简化为“均田制”)崩溃，依靠征发均田农民的府兵制难以为继，使得朝廷税基持续减少、军备弱化，国家的财政税收出现空前危机，进而影响到大唐的军事和基层管理。为了维持庞大军队，应付连绵战线，朝廷无奈之下使用了节度使，下放兵权、财权和地方治理权，于是有了安禄山等人做大的空间。

　　因此，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大唐已经千疮百孔，仅仅是依靠着几根梁柱和墙上的金箔唬人。用一个盛世的幻梦，战战兢兢地支撑着人们的信念。《长安十二时辰》最难得的不是再现盛世景象，而是展开了这盛世之下的另一面：长安城外满地的饿殍、地下市场被买卖的妇女、耗费民脂民膏的豪宅拔地而起，而退伍士卒甚至沦落到变为盗贼的境地。生民涂炭至此，无怪乎杜甫感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

　　回望唐朝，与另一个“盛世”的转折点相对比，我们能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最常被人提起的盛世，一个是唐朝的开元盛世，一个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康熙做底，雍正改革，至乾隆盛极而衰。从武功、内政、人口、财政的角度，康雍乾时期在封建王朝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乾隆时期，在打垮准噶尔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将宗亲、后宫、朋党、外戚、宦官、外敌、农民起义等能够威胁到清廷的力量大体压制。乾隆巩固了先辈打下的疆土，自称十全老人，他在位期间，敢于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可见其底气。

　　但清朝的衰落也是从乾隆开始的。对清朝衰弱之因，学术界分析良多，笔者在此不赘述。不得不提的一点是：乾隆后期的保守，和他前期的励精图治，不可分割看待。后人臧否前人，常常事后诸葛亮。比如谈及乾隆朝，批评主政者忽略世界大变局、盲目守成，导致了后来的衰颓。但追溯过去两千年，西方悄然发生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才有人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对这个变化，大部分人都会措手不及。其次，乾隆前半生异常顺利，帝国蒸蒸日上，这导致了他的极度自信与保守。乾隆所在的环境决定了他的治国策略，也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他既要保住盛世的颜面，又要维护满人的利益，加之晚年疲惫，他的治国思路势必以稳为主。

　　乾隆的保守和玄宗的晚年懈怠都是老年政治的产物，他们坐盛世，却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开元年间，帝国有大片土地被豪强富户占据，不必上税，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税收，而玄宗很少过问，导致平民负担更重。乾隆年间，许多百姓生活水准尚不如明末，满族勋贵大量兼并土地，乾隆也不过问。百姓负担过重，揭竿而起，乾隆想到的，也依然是武力镇压，而不敢也不愿从根本上改变百姓的生存状况。因为这和满清贵族的利益相违背。

　　以康雍乾留下的基业，清朝或许会超出300年这个所谓的“王朝周期”。但是，即便是列强尚未入侵的乾隆时期，清朝的内部危机也已经显露。皇室圈地、卖官鬻爵、冗官冗员、国库亏空、粉饰政绩等，都在一步步蚕食清朝的活力。如学者张宏杰所说：“乾隆的成功在于他的统治纵向看是中国历朝历代最成功的，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统治放在乾隆所处的18世纪的人类历史上看，又变得黯淡无光。”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们再看这些盛世，一个残酷事实是——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在今天，与其追忆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不如思考这盛世为何倒塌，去发现那些在主流叙述中被忽略的历史景象。一个真正持续的盛世，不仅要有口号和花架子，也不仅是强大的军队、广阔的疆土，还应以平等为准则，为尽可能实现大多数人的福祉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