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胜之书》的“农本”思想和“耕本”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要从“谷帛实天下之命”的高度看待农业，以“勤农”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充分认识到“乡村兴则国兴”的历史规律。

　　《氾胜之书》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农书”之一，其作者在汉唐文献中或写为“氾胜”，或写为“氾胜之”，现在一般都写为“氾胜之”。

　　(一)

　　氾水的故道在今山东曹县北，是从古济水分出的一条支流，从曹县东北方向流至定陶县北，注入古菏泽。现代学者据此推定，氾氏是山东菏泽人，或菏泽的曹县、定陶一带人。定陶曾是西汉的“龙兴之地”，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氾水之北的定陶称帝，建国号为汉。氾氏家族大致就是这一时期迁居于曹县、定陶一带的，经过“文景之治”时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经历过汉武帝时期帝国的强盛，200多年的安居乐业，这个家族也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培养出氾胜之这样一位杰出的农学家。

　　西汉成帝时，氾胜之出任过“议郎”，又升迁为“御史”。这一期间，他曾在首都长安的郊区，即“三辅”一带负责农学的推广，史称“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氾胜之不但有丰富的农学理论，也是一位实干型的农业生产组织者，在他的督促组织下，由三辅而扩展至关中地区，都获得了小麦的丰收。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北方的粮仓，也是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的经济基础。从“关中遂穰”的“遂”字看，氾胜之“督三辅种麦”，显然是一个重要节点。

　　(二)

　　这里所涉及的是中国小麦种植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小麦在中国的规模种植，是由东至西的，山东一带种麦的历史相对悠久，此即古书中所说的“东方多麦”“东方宜麦”，例如齐国的“齐”字，在古文字中就是由三株麦穗构成的。小麦在关中地区的大面积种植，是从西汉后期开始的。由此再来看氾胜之“督三辅种麦”，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第一，三辅乃至关中地区此前小麦种植并未普及，否则，就不必“督”三辅种麦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曰“关中俗不好种麦”可为旁证。第二，氾胜之显然是以“小麦专家”的身份被派遣到三辅督种小麦的。传世的《氾胜之书》中，有关“禾”“稻”的专论各自只有2条，而有关“麦”的专论则多达7条，尤其是“田有六道，麦为首种”一条，更可以看出氾氏对种植小麦的热情和专精。古代农学是需要几代人长期经验积累方成的学问，不可能“现学现卖”。氾氏受命“督三辅种麦”，又“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说明他在农学方面早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了。有学者认为，《氾胜之书》却是“对关中农业生产的科学总结”，“书中所描述的农业情形，是2000年前关中地区的情况”。但是现在看来，至少有关小麦种植的经验与理论，是氾氏来关中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无疑与他祖籍山东，而山东又有着“多麦”“宜麦”的农业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氾胜之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为“氾胜之十八篇”，《隋书·经籍志》等称为“二卷”。汉唐时期的一些著名农书，如《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中都引用过氾氏农书中的内容。唐代贾公彦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故《月令》注亦引‘氾胜’，故云‘氾胜之术’。”这里的“氾胜之术”，也是汉唐千年之间的一个流行术语，足见氾氏农学的巨大声望。氾氏的这部著作，“宋初还在流传中，宋末元初便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仅有3600多字，是后人从《齐民要术》和《太平御览》中辑录出来的。其中清代洪颐煊、马国瀚的辑佚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氾胜之书》的书名，这也成为今天这本农书的通名。

　　(三)

　　《氾胜之书》虽然只有3600多字，但却包含着深刻的农业思想和丰富的科学内容。氾氏的农业思想主要体现于他对“农本”思想与“耕本”思想的阐释上。

　　“农为天下之大本”的“农本”思想是中国农耕时代的核心思想，《氾胜之书》对农本思想的阐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官员、士人必须身体力行，真正把农本思想落到实处。他通过表彰一位勤于农事的卫尉，一则强调：“夫谷帛实天下之命。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事，人所忽略，卫尉勤之，可谓忠国忧民之至”;一则强调士人与农夫在农事方面具有同样的责任：“农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指农业收成上所获得的功效相差十倍)”。这两则议论简明而透彻，超越了“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的泛论，突出了官员、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在“勤农”方面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农本”思想，是先秦“农本”思想的新发展。

　　与“农本”思想相关联的，是氾氏的“耕本”理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氾胜之书》中的这些精辟论述，不但包含了农时、土壤、施肥、灌溉、中耕锄土、及时收获等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更反映了农时、地利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协调发展的“三才观”，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精髓。正如农史学界所公认的，中国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秉持了天时(农时)、地利、人力三者协调发展的“三才观”。虽然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三才观”，但《氾胜之书》则明确将“三才观”提升为“凡耕之本”，其阐释的思想也更为透彻，更为科学，更为贴近农业生产实际，是传统“耕本”思想的开创性理论。

　　天地人协调发展的“耕本”理论又引申出集约综合的农业经营观。《氾胜之书》中，不但重视复种、间种以提高耕地的综合利用，也十分重视农作物的综合利用，以免暴殄天物。如“瓠”的利用，“破以为瓢，其中白肤，以养猪致肥;其瓣，以作烛致明”。氾氏推算，每亩可产瓠2880个，十亩则可产2万多个，得瓢5万多，“瓢值十钱”，总收入为“五十七万六千文”，减去“牛耕功力”和肥料成本，则“余五十五万，肥猪、明烛，利在其外”。氾氏对农业成本、利润的计算结果或许并不精确，但所体现的集约综合的农业管理经营思想，则是对传统“耕本”理论的独创性拓展。

　　《氾胜之书》的“农本”思想和“耕本”理论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这就是：一方面要从“谷帛实天下之命”的高度看待农业，以“勤农”凝聚全社会的共识，充分认识到“乡村兴则国兴”的历史规律。切实落实好有关乡村振兴的责任与使命;另一方面，要发扬“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的“耕本”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和集约高效的方式发展农业，以天地人协调和谐的“三才观”建设乡村，“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保护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