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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公共领域性别平等进展

发稿时间:2018-11-02 14:18:20
来源:中国妇女报作者:杨菊华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男女共同发展、妇女事业成就显著的40年。40年来,中国女性健康状况得到巨大改善;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一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消失;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水平高位企稳、就业结构持续改善;女性决策性和协商式政治参与均稳中上升。本文作者认为,应进一步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女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妇女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成就卓然的40年,也是男女两性共同发展、妇女事业成就显著的40年。2017年,中国大陆女性人口总量达6.79亿,占总人口的48.8%,女性已然成为我国人才结构中的重要人才资源。

  性别平等可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视角进行考察:在公共领域,性别平等表现为女性能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平等地获得经济社会地位;在私人领域,性别平等表现为妇女在家庭中拥有独立决策、支配收入的经济权利,有获得财产的继承权利,可以摆脱对丈夫或他人的依赖。其中,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水平是提高女性地位的根本。正如毛泽东所说“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方面女子不能独立,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发展,参加生产劳动是实现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先决条件。”本文将重点分析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情况。

  40年来女性健康状况得到巨大改善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群的健康状况是衡量公共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女性健康和安全水平既是衡量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征,也是女性地位的标志,既透视出女性的生存、发展与平等状况,也影响到后代及家庭与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

  较低的孕产妇死亡率意味着女性的健康需求可得到适当满足,且在怀孕和哺乳期可得到较好的照护。2017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9.6/10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同时,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长更快:1978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为69岁;2015年,中国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9.43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透视出女性整个生命历程中健康水平的改善。

  年轻一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消失

  教育是个体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资源的根本前提。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提高人们应对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女性的公共参与度,提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且可降低青少年的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

  不同出生队列和两性人群享受明显不同的教育机会。在1940年及以前出生的人群中,男性的教育机会明显大于女性:男性未上过学的比例仅为女性的0.5倍;男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明显高于女性,约是后者的2倍。直到1960年以后的出生队列,两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才开始趋于平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的教育机会逐渐趋于平等:在1980年后的出生队列中,两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机会几乎没有差异;在高等教育领域,传统的性别差异完全消失,因为在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中国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平均是5%,中国仅有3.7%,这个状况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水平高位企稳、就业结构持续改善

  市场参与是个体独立和发展的前提,是测量经济领域性别平等的最重要指标。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是其实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女性参与新经济的人数增多。在过去40年中,女性就业人数和在劳动力中的比重持续高位企稳。尽管因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等缘故,15岁以上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17年,女性就业率依旧高达63%,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女性的就业结构也不断调整、就业层次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就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产业占78.7%,第二产业占13.1%,第三产业占8.2%,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仅占5.5%;呈现出三二一产业依次递减的结构特征。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参与不仅靠体力、更靠脑力与技能,从而有利于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竞争。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不输于男性的年代,更多的女性向金融、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为主体的高层次行业发展,青年女性已较多地进入这些行业工作。其中,五个行业中从业女性数量的增加尤为突出,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比如,2015年,女性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达到24.9%,几乎占到1/4;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略超过男性,为51.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例也达到36.2%。可见,女性的就业结构趋向合理,就业层次明显提高。

  市场参与极大地降低了女性的贫困发生率,缩小了与男性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差距。2002年,农村女性的贫困发生率达24.2%,而2010年,该数值降至9.8%,与男性的差距也从0.7个百分点降到0.4个百分点。

  女性决策性和协商式政治参与均稳中上升

  政治地位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获取政治地位有助于获得更稀缺的资源、保证更好的职场发展。就女性的决策参与而言,党代会上女代表比例一直在连续提高:在十九大2280名党代表中,共有551名女党员,占24.2%,比十八大时增加30名;十八大党代表中,女代表521名,比十七大时增加了76名,占23%;十七大党代表中,女代表445名,比十六大增加了 63名,占20.1%……在全国人大代表中,1978年女性代表的占比为21.2%,而2018年有所上升,占比为24.9%,即女性代表约占全部代表的1/4。民主参与的比例更有显著的提升,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女性委员的占比从1978年的14.5%上升到2018年的20.39%。

  未来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挑战与前景

  经过了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成为制约性别平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未来性别平等事业发展的挑战既表现在就业门槛、职场升迁、酬薪待遇、政治参与等方面,也表现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延续甚至回归。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大提高,未能完全转化为职场优势;相反,它给女性的职场带来双重竞争:既与同等学历的男性竞争,也与同等学历的女性竞争,而这实际上给男性创造了更有利的就业环境,而让自身的就业空间更加逼仄。

  “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无疑会激化女性人口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口再生产的责任逐步完全回归家庭,且主要落在女性肩上。少子化时代的到来加剧了家庭的照护负担。家庭责任与职场要求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使得二者形同鱼与熊掌,或舍业从家、生儿育女,或舍家从业、放弃二孩生育。

  地区间、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受教育程度的代际差异等,使得女性群体内部产生分层,农村女性、欠发达地区女性和老年女性都是女性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与城镇男性、发达地区男性、老年男性之间存在差距,而且也与城镇女性、发达地区的女性之间也存在差距。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站在历史的转折点回望来路,我们发现,追求性别平等是伟大的事业。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保障妇女的权益,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创造有利于她们发展的宏观环境,能更好地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也能让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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