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改革絮语

“新清史”若干观点辨析

发稿时间:2018-09-25 14:00:38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益茂

  1996年以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的《再观清史: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为开端,相继出现欧立德、米华健等主编的《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和米华健写的《嘉峪关外:157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以及“新清史四书”等为代表的著作和论文。他们以“新清帝国史”(简称“新清史”)相标榜,甚至以新“学派”自称。我认为,就整体清史而言,“新清史”的若干提法应当辨析。

  “三强调”以旧充新

  “新清史”究竟“新”在哪里?据“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等人归纳,从清史研究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三强调”:一是“强调全球化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姑且按照这三个方面讨论。

  所谓“全球化视角”。“视角”,即观察问题的角度。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的观念基本上是封闭的,但并不排除仍然通过一些渠道,诸如少量的国际贸易、宗教传播等了解一些域外的世界。当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和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即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俄国、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出现了一批批睁眼看世界的研究成果,诸如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出现了一系列探讨清代历史的言论和著作,产生了诸如“自强新政”“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这一时期诸多奏疏、言论和著作,开始将清王朝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对比。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改革家、革命家的一系列著作,无不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其后,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乃至政治家对清史的研究和表述,逐步摒弃了思想封闭状态,“全球化视角”逐渐根植于中国文化中。所以,“新清史”学者提出的“强调全球化视角”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或“新命题”。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新清史”宣称要“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其实,对满洲在清史中的作用,仅仅用“因素”来概括显然是不够的。在清代历史中,八旗兴则清盛,八旗衰则清亡。这是历史事实。在我国对清史的资料整理及研究中,所谓“满洲”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因素”,而是直接面对的“中心”或“重心”。清代统治者曾花费很大的精力组织整理、宣扬“满洲”的丰功伟绩,编纂了一系列史书,诸如《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开国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目的是使其王朝永垂千古。清朝被推翻后,我国研究者也一直正视“满洲”在清代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出版的一系列清代通史或专门史,从没有抹杀或否认“满洲”的重要作用。

  所谓“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清史研究中,最早重视和利用满语、满文资料的就是我国学者。清代统治者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很早就采取措施,对满文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满语的发音进行核对,将满文及一些其他民族文字译为汉字,可以说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为学界利用满文等资料提供了便利。以清代早期的重要历史资料《满文老档》为例,早在清末民初,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翻译和利用。其后,台海两岸的学者花费大量精力相继出版了汉译《满文老档》。近年来,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术机构、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杂志等,出版大量汉译满文资料,可见对满文资料的重视。现在,利用满文资料研究清史和满族史的机构和人员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面世,何须由美国“新清史”学者来强调呢?

  “满洲异族论”罔顾事实

  “新清史”学者的“三强调”,核心是围绕清代的民族和边疆问题。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满洲”不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而是“异族”,即“满洲外来论”。其代表人物宣称:“满洲人征服中原建立大清国”是“异族入侵破坏了中国主权”,进而提出“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主张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限”,从而将中国与“清朝”分开。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满洲”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历史典籍,清楚地记载了“满洲”的发展与传承。他们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或和谐或矛盾乃至征战,但从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一点清朝的“满洲”统治者自己都一再申明。需要补充的是,“满洲”不仅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他的领导人物努尔哈齐还曾是大明王朝正式任命的官员——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乃至被明王朝晋封为“龙虎将军”,曾担负为明朝管理下属,守卫疆土的职责。

  按照“新清史”的逻辑,既然“满洲”是“异族”,那么其入主中原、开疆拓土就都是“侵略”。中国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近代国家观念是鸦片战争后才逐渐传入中国,此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不是近代观念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部落或诸侯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各自的利益,为了抢夺资源常常发生矛盾乃至征战。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均是如此,清王朝的建立亦是如此。

  其次,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或兼并的政权,并不都是汉族政权。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也并不都是“汉族”。难道不是汉族当“皇帝”就不是“中国”吗?清朝皇帝一再申明自己是中国皇帝,康熙甚至以在位最长的中国皇帝为荣。

  最后,尤具深远意义的是,当辛亥革命爆发,各族民众反对帝制时,清朝皇帝宣布退出帝位,并期望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期望实现立宪共和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历史上,此举可谓空前。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清朝能不是中国的代表吗?其后的中华民国不正是接续了这一政治遗产吗?

  因此,“新清史”将“满洲”与中国割裂开来,既不符合事实,又误导广大民众。若任其流布,其后果难以想象。

  清朝与中国区隔不足采信

  “新清史”学者将清王朝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原地区,二是“亚洲腹地”。中原地区指汉人集中居住的“中国”,“亚洲腹地”则指新疆、西藏、蒙古及东北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按照这样的逻辑,“新清史”认为中国不能与清朝划等号,清朝是“满洲帝国”,“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

  事关中国疆域与主权,不得任人妄说。此前,有关“中国”与“清朝”的关系,已有诸多史学家以丰富的资料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对“新清史”的诡辩进行了有力的回击。这里要强调的是,“新清史”将清王朝的“亚洲腹地”——新疆、蒙古、西藏等地排斥在中国之外,是别有用心。

  清王朝经历顺康雍乾四朝的努力,不仅奠定了广阔的疆土,而且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边疆民族的认可和欢迎。因为地处边疆的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他们长期以来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联系,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清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不单纯是军事征服,还包括政治联姻、宗教共享、经济文化互惠等。

  清王朝对于自己的疆域早就有精确的表述。在清代编撰的《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著述中,分别记载了不同时期清王朝疆域的变化及管理的方式,但从未将自己的领土分为“中国”与“亚洲腹地”。

  清王朝依据各地、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宗教和习俗,创造性地实施不同的管理制度。他们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用各民族便于接受的方式实施统治和管理。对军事要地采取“八旗驻防”与设省府州县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度,对西北新疆等地采取设置将军及“伯克”制度,对东北地区采取设置“将军”管理制度,对西藏采取设置“驻藏大臣”与宗教领袖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对西南地区采取驻地官员与“土司”并存制度等,可以说是“一国多制”。但是,不论管理方式如何多样,始终维持和保证了清王朝政权的统一,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盛世。

  在清代史料中,我们从未看到像“新清史”那样,将自己的版图与管辖的臣民分为两类的记载。“新清史”使用“亚洲腹地”一词,看似有“世界视角”的“新意”,实则歪曲了清代疆域与主权的真实面貌,不足采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