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对上司、同僚、下属、朋友会提出非常有见地的想法，这些想法或直言、或委婉、或讽刺、或含蓄，旨在说明厉害，提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这就形成了古人的劝谏观：鞭辟入里、以情动人、言旨据理。

　　东汉名臣李固年少好学，能够撰写一手好文章，能够积极推荐有才华的人入仕。李固在推荐优秀人才入仕的过程中，写书信，引经典，抓心理，释疑惑，鼓其心，让入仕之人抛去顾虑、大胆出仕，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朝在选人用人方面有着许多制度设计，其中察举、征辟、认子制度是当时比较盛行的选官方式。汉代察举是由下而上推举人才。征辟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其中包括皇帝亲自出面征聘，选聘名望很高且品学兼优之士。认子制度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

　　当时的名士黄琼集这三种选官方式于一身，被朝廷赏识。他的见识能力符合察举要求，他的多学好思符合征辟要求，他出身显赫门第又符合任子制度。因此，黄琼很早就被朝廷关注，皇帝多次征召他入仕，都被他拒绝。当时李固得知此事，因久闻黄琼之名，就给黄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看法。在信中，李固引经据典，先说历史上的伯夷、柳下惠，虽然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楷模，但是在判断时代发展潮流、为民做事的态度上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李固引用扬雄的《法言》中对此二人的评价“不夷不惠，可否之间”来告诫黄琼，在遵循时代发展规律和实现个人理想抱负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成为贤良之人最为珍视的内容。洞悉黄琼有志报效国家，但是碍于各种顾虑和纷扰，李固以尧时的巢父、许由为例进行阐释：如果您黄琼想学习巢父、许由的行为，当然无可厚非，这也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但李固行文至此话锋一转，面对“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时代和国家急需一批有“辅政济民”之心之才的人，像您黄琼这样有志向又有能力的人出仕不正是恰逢其时吗?李固又通过列举所谓社会名士被朝廷重用，结果名不副实，为名士这个称谓披上了黑色的纱巾，继而提出希望，希望黄琼作为名士，能够还名士以清白之名：“愿先生弘此远谟。”黄琼收到李固这封信后，打消了顾虑，立即动身入京，拜官封相，成为一代名臣。

　　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受到燕昭王的礼遇和重用。乐毅率领部队连下齐国七十余城，直逼齐国都城临淄，恰逢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其人心胸狭窄、多猜善疑，受到齐国田单反间计的影响，撤销了乐毅的军权，并派骑劫为将，然骑劫连败于齐国。此时，燕惠王担心逃到赵国的乐毅趁机率领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向乐毅致信，批评乐毅忘恩负义，希望乐毅返回燕国。乐毅针对燕昭王“使人数之以罪”，通过对先王燕昭王任用贤良的魄力之事进行追忆，入情入理地阐释自己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都在于报效先王的缘故。而燕惠王的猜疑、指责、非议在燕昭王的信任、欣赏、肯定的对比下，失色太多，这就是乐毅选择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一。乐毅逃到赵国的原因之二在于他能够明白，历史上国君对大臣有猜忌时，大臣很少有幸免的。乐毅在信中告诉燕惠王，从情感上讲，“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从理性上讲，“离毁辱之诽谤，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为了维护燕昭王尊重贤良所形成的良好口碑，更感恩特定历史时期君臣之遇，这是乐毅所期待的，也是乐毅一直以来行事风格的前提。如果能够了解乐毅的行事风格，必然不会担心乐毅会率赵国部队攻打燕国，再次印证了燕惠王目光短浅、缺乏政治眼光。乐毅的这封信，既露忠义之心，又显感遇之情，做到了情理交融，读来令人动容。

　　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后，主持朝政，推行改革，国运为之一振。当时湖广巡抚想为张居正在其家乡修建三诏亭以示恭维。张居正严词拒绝，并写下了《答湖广巡抚朱谨吾辞建亭书》这封信。张居正以宦海感悟起笔，说到近些年来，许多地方官为自己“建坊营作”，造成了“损上储”“劳乡民”的负面影响，此事令自己“日夜念之，寝食弗宁”。在反省此事基础之上，张居正告诫湖广巡抚再兴土木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的行为，应该坚决从思想中去除打算做这件事的意识。张居正能够摒弃流俗观点，认为“流俗之所艳”的是“恩宠之隆，阀阅之盛”，不是圣贤所教诲的“三不朽”盛业，而大兴土木、修建三诏亭更不是“三不朽”盛业。紧接着，张居正举近世之名臣张文忠，人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再举前代汉文帝因考虑到修建露台需要花费百斤铜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最终作罢。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得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来修建三诏亭，实为不宜。最后，张居正以家道荣辱兴衰本为常事来劝诫，现在修亭子，未来可能踏为平地，不要寄希望于通过某种物质手段来固化人的政绩、显示人的荣耀，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张居正在整篇文章中据理行文，其所阐发的道理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