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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为官之患

发稿时间:2018-07-05 13:59:21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石志刚

  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遇到因国家、君主、臣僚、百姓构建的政治网络体系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往往通过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分析研判、洞悉预测等途径,来予以解决。在化解难题的过程中,展示出古代官员独特的符合实际的仕宦观。古代官员在仕宦生活中,认为奢、恣、愎是为官执政之大患,需要警惕、预防、解决。

  “奢”是为官之患。如果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积累起亿万资产,用这个钱来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无可厚非;如果用这个钱来追求奢华,虽然不违法,但是会遭到道德舆论的攻击。道德舆论攻击的重点在于通过违规敛财来满足无限的物欲,这是古代社会中的为官之患。

  儒家构建的礼仪秩序,从根本上来讲,是反对奢侈的,《论语》中说:“礼,与其奢侈也,宁俭。”晋武帝时期,豪门大族集体追求奢华的生活。北方世族王济,娶常山公主为妻,成为晋武帝的女婿。王济“性豪侈”“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称为“金沟”;吃饭的时候,以人乳蒸肫,令人惊诧。西晋宠臣何曾,“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何曾的奢华之处在于“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铺张奢靡的生活物资都难以满足其奢欲。这些世家大族的奢华习气,为晋朝覆灭埋下伏笔。

  “恣”易酿成大错。恣是一种没有节制、过于放纵的行为。古代有恣肆、恣睢的说法。古代官员如果自身言行没有节制,而是过于放纵,会导致祸患的降临。

  明朝的时候,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随着实力的增强,“残贪,荒酒色”,产生了恣的行为,“侍其强,日益骄恣”。骄恣的也先大权独揽,导致蒙古各部落离心离德。也先由此被部落仇人所嫉恨,遭到杀害。瓦剌从此衰落。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如果上级对下级为官之恣疏于管理,采取放纵的态度,最终也会酿成大错。南朝陈宣帝的第二个儿子陈叔陵荒淫无道,经常游荡于墓葬之地,搜刮石志古器,“持为玩弄,藏之库中”;贪恋美色,“府内民间少妻处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纳”。《陈书》评价他“修饰虚名”,通过“执手读书”“高声长诵”来遮掩其为害一方的丑恶行径。知子莫若父,陈宣帝对陈叔陵的种种劣迹非常了解,但是疏于管教和引导,一味纵容,最终导致陈叔陵走上叛乱之路,后兵败被杀。

  “愎”是做人大忌。愎是一种比较自我、听不进别人不同意见的行为。《左传》:“智伯贪而愎。”智伯是指智襄子,位高权重,对其他臣僚经常表现出因势倨傲的态势。有识之士告诫他不要因此得罪他人,否则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主不备,难必至矣。”智襄子狂妄地回答:“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智伯的“贪而愎”为其覆灭埋下了伏笔。

  执政之要在于胸怀、气度、格局。容纳谏言即使是带刺的语言亦要接受,否则,容易陷入自我僵化、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境地中而不能自拔,不仅会使自己失败,亦会使原先的盛业转为衰业。历史上非常有为的汉光武帝刘秀,励精图治,实现“光武中兴”。但是纵览刘秀的一生,虽然其光辉的形象彪炳史册,但其因执迷图谶而听不进谏言的这一点瑕疵,终究成为令人深思的教训。刘秀迷信谶纬之学,“多以决定嫌疑”,给朝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时任给事中的桓谭上疏提出谏言:“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紧接着,桓谭希望刘秀能够摒弃谶纬之学:“陛下宜垂明德,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刘秀听了这番言语后,“不悦”,继而仍然坚持己见地对桓谭说:“吾欲之谶决之,何如?”桓谭以谶纬为非经之说加以排斥,引起刘秀的震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因口头谢罪而被免于“斩之”,但是最终被贬地方,在路途中忧郁而亡。刘秀这一刚愎自用的行为给他光辉的一生带来了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