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三百余年间，对官员设置的各项晋升制度，可谓周全严密，由此满足了常态下大多数官员的升迁诉求，保障了政务的正常运行。但与此同时，这些规章在执行过程中又存在很多积弊，进而催生了潜规则的流行，特别是在统治秩序败坏的时期，更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从而给官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宋代官制内容与程序之繁复，大概是古代中国最突出的，涉及官员晋升的环节就包括：考课、磨勘、改官、荐举、叙迁、差遣及除授等等。而每项规制又有相应的一套流程，如在唐代基础上修订的《长定格》《循资格》以及考课法、改官法、荐举法、磨勘法等(《宋史》卷158～160《选举四》《选举五》《选举六》，并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若对此细加考察的话，不难发现这些规则利弊兼有，即一方面为官员划定出升迁的步骤和路线图，具有共同遵循的原则意义，以力图规避人为随意性带来的不公;另一方面，在实施中不免产生拘泥烦琐条规的现象，并且存在日趋僵化的趋势。其中的考课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任职年限与业绩情况。如低级文官一般有三任六考或两任四考，每任通常三年左右。考核的内容包括：履历出身、业绩、过失、请假等事项，以及所在机构长官批写的评语意见。接下来的磨勘制度，是对完成任期和考课的官员，再勘验其档案文书是否齐备及真伪，并审核业绩与推荐意见等情况，以决定其能否迁转。随后的改官制度，是对通过磨勘的低级官员，依据规定改换官秩，一般给予晋升京官序列的待遇，少数人还可直接改为更高的朝官(《宋史》卷158《选举四》)。无法通过磨勘、改官者，则只有依据“循资”原则在幕职州县的七级阶官中逐级升迁，往往终老于下僚之位(《宋史》卷169《职官九》)。

　　在循资、磨勘、改官等环节上，都必须有上级官员(举主)推荐，此即荐举制度。每位举主要承担荐举失察之责，推荐的人数也有限定，如宋真宗朝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朝臣每人每年可荐举5人，其他朝官可推荐3人。事实上，此项要求越来越严，如州县的幕职官通常要有五位举主推荐，其中必须包括州级长官或监司官员的保荐(《宋会要辑稿》选举27之1、12、16、17)。因而，要找到符合规定的举主人数，实非易事。宋人即说：选任县令须有三人推荐，县令任满无过失，又要荐者五人以上，方能转京官。“盖县令者，已经两次荐举，共享举者八人”，要求不可谓不严(郑獬：《郧溪集》卷12《论县令改官状》)。要特别指出的是，进士出身者通常能获得优待，尤其是进士科中的佼佼者享有特殊礼遇，可以获得更快的晋升机会。以上诸项制度，同样适用于普通京朝官的晋升过程。到中级以上的朝官，规则开始有所不同，如中书舍人以上高官不必磨勘;地方的路与州级长官不用离任赴京，可就地参加磨勘。而这些繁复的晋升规则还只停留在阶官方面，解决的主要是级别地位与俸禄待遇的问题，与职权并不挂钩。

　　宋朝沿袭以往旧制，实行阶官与差遣分离的规则，原本中央与地方机构中的大量官职，如果没有委派职事，便成为阶官，又称寄禄官。史称：“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宋史》卷169《职官九》)而各机构中实际的职权，则由受到专门委派的官员负责，此即差遣制度。随着阶官人数的日益膨胀，各机构中的实职难以满足，员多与阙少的矛盾相当突出，造成几个甚至更多官员等候一个“官阙”的局面，如一州或一县出现长官缺位，具备资格的人选可能多达十位以上。因此，能否差遣到实职官位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差遣制也就最为官场所看重。北宋前期，负责一般官员差遣任命(除授)的机构有多个，宋神宗朝改革后，都划归吏部，即“吏部四选”，其任命被称为“差除”。但中上级官员的任免权归宰相负责的中书，称之为“堂除”。至于高级、核心臣僚的任免，裁断权则掌握在帝王手里，即“特旨除授”(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依照规则，差遣任命的原则仍然是以资历与业绩为主。

　　以上述为主的宋朝官员晋升规章条例，看起来颇为全面、严密，体现出循序渐进的原则，满足了大多数官员期待公平的愿望，符合宋朝一贯求稳的秩序原则。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暴露出流于形式的问题，如考课制度重在考察履历所反映的年限资历，磨勘制同样以审核档案文书是否齐备为主，业绩方面的内容反而常常被忽视，因此普通官员但凡没有显著罪过，大多能通过年限资历获得阶官上的提升(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即如宋人所说：“限年而校功，循阶而进秩。”(苏颂：《苏魏公文集》卷34《承制以上磨勘词》)于是，“论资排辈”实际上左右了官员的晋升结果，既导致了人才的积压，也造成大量庸官存在，所谓“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李觏：《李觏集》卷22《精课》、卷1《长江赋》)。与此同时，刻板的制度时常被主管机构的官吏利用，成为索贿敛财的工具。如宋高宗时，官员在申请改官时经常遭到主管人员的刁难，材料稍有瑕疵，便被退回。于是，以行贿方式通关的现象司空见惯。据时人反映，改官者若没有500贯打点，纵然有5份荐举书，也不能通过，故士人都说：“无五百千，莫近临安。”一些无钱疏通的孤寒之士，只得不顾廉耻地向权贵献媚，以求取推荐，否则就落得“终身为选人，老死不得改官”的结局(《历代名臣奏议》卷49《治道》胡铨上言)。事实上，手握大权的官员还可以曲解条规，特别是在差遣程序上干涉主管机关行使职权。如北宋中后期，宰相常常不顾吏部的职责，随意扩大“堂除”的范围，甚至干预到某些下级官阙的任命。正因为如此，宰臣吕夷简在任期间，“进用者多出其门”的问题，曾遭到范仲淹的激烈抨击(《宋史》卷314《范仲淹传》、卷311《吕夷简传》)。宋哲宗时，元老大臣文彦博、宰相吕公著以及吕大防等人的亲属子弟，都破例得到升迁，被言官批评为“排斥孤寒，专引亲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3，元祐三年八月辛丑)。因而，各种晋升制度只适用于常态下对普通官员的约束，但却无法阻挡潜规则的干扰。

　　宋朝末年，秩序混乱，公开的晋升规制更是受到各种潜规则的肆意冲击，加剧了官场积弊的危害程度。如徽宗时期，长期当权的蔡京随意操弄官爵，其家族满门占据要津不说，凡有关联的人也可获得重用。据宋人笔记记载：蔡京之弟蔡卞为某位州学教授说情，蔡京当即答应提拔为提学。蔡卞又称此人家贫，非到待遇优厚之处不可，蔡京便提笔补上“河北西路”几个字。福建路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给蔡府献上新茶，蔡京随手书写“秘撰、运副”的批示，交代有关部门办理(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5《蔡京除吏》)。还有随后的宰相王黼，其14岁的儿子竟能获得待制的职衔，被讥讽为“胡孙待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而南宋某些时期更是权臣当道，加深了选拔制度的积弊，如秦桧除了重用亲朋故旧之外，还对逢迎追随者破格提拔，时人即指出，“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岳珂：《桯史》卷7《朝士留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