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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同心话伯仲
—— 一个兄弟相让的故事

发稿时间:2017-10-31 15:40:4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赵威

  过去读古史,每每读到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其师若虎狼,势如破竹,生灵涂炭,神州萧条,便为中原文化捏一把汗。其后,往往峰回路转,有惊无险,异族胜于武力,却终要拜倒在汉文化面前,被其同化。其中,江南对中华文明薪火存留贡献极大——如五胡乱华,晋室东渡,士族文化扎根三吴大地;靖康之难,宋室偏隅江南,文化却臻于极盛;清廷入主中原,唯江南反抗尤烈,康熙开博学鸿儒科,笼络江南士子……笔者总以为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江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肥田沃土,造就了令人称羡的文化资源。可是,事实并非全然,经了解与周文化相关的史料,笔者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江南文化之根,不在宋,不在晋,而在上古时代的周。

  吴地千古怀仲雍

  江南虽地处海隅,与陕西相距数千里,但从未置身于华夏文明主流之外。这一切发端于3100多年前泰伯、仲雍让国南来,使周文化在这片灵山秀水之上扎根,并反哺中原文化,是对中华文明之独特贡献。

  太湖与扬子江间有城曰常熟,虞山东岭仿若一条绿丝带蜿蜒入城,山岭下,常熟博物馆北侧,有石阶进入虞山,入口清权坊刻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踏着湿滑的石阶,拾级而上,便步入一山烟雨中。一伞轻细的落雨声,满眼碧绿的山色,一座青冢掩映其中,长眠在此的主人,就是与民同耕的仲雍。

  而远在几千里外的陕西周原箭括岭南岐阳村,有一座三王庙,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吴姓后人来此祭奠。庙里供奉的是周文王、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季历的父亲古公亶父,也就是三王,另外放着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的神位。3100多年前,泰伯、仲雍兄弟二人同心同德,为了父亲古公亶父的心愿,主动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他们离开周原,经过艰难跋涉,来到远在天边的太湖流域,建立句吴国。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里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泰伯、仲雍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驳。

  周原历载生民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周的祖先后稷是尧时的农官,姬姓。舜帝时,受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如今那里有清代陕西巡抚题写的姜嫄墓冢——姜嫄圣母墓。到周文王的十一世祖公刘时,为了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公刘带领族人渡过渭水,来到豳地(今陕西省彬县一带),过着农耕生活,周族开始兴起。商朝武丁三十二年(前1219年),地处西北广阔地域的鬼方、羌方、土方等游牧部落,开始壮大,不服商王朝管束,于是,武丁率兵亲征,此时豳的首领是仲雍的祖父公叔祖类,他带领族人参与征讨,战功卓著,取得商朝封号。公叔祖类去世后,仲雍的父亲古公亶父继位,那年仲雍9岁。虽然此时的豳国地域和人口都有所扩大,但仍无法单独与相邻戎狄抗衡,仍受到对方的不断欺凌。康丁三年(前1146年),古公亶父不顾众人反对,决定放弃祖业,离开故地豳,向南迁徙。豳国民众因不肯为戎狄所奴役,大多数人跟随亶父,一路往南,迁移到今天岐山、扶风一带的荒原,成为周的发祥地,于是后人把这里称为“周原”。

  来到周原后,创业维艰,古公亶父创新生产方式,发明了井田制的雏形——助耕制,把田地分给民众,自耕自获,将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给国家,剩下的全部归个人,一下子解放了劳动力,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是在这年,古公亶父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第三个儿子,初起名为“季”。这件事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进程,《诗经》记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泰伯仲雍走他乡

  之后,历史的车轮仍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滚动,在古公亶父的治理下,周日益强盛。而仲雍的足智多谋也得到父亲赏识,将其封于先祖后稷劳作过的地方——夏墟。武乙八年(前1140年),连最小的儿子季也结婚了,娶的是已有千年历史的商代大姓任氏部落酋长之女,也就是太任。很快,太任生下一个男孩,古公亶父为其取名“昌”,寓意周族昌盛。“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由此,古公亶父开始考虑王位继承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制度,王位传承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要想把王位传给昌,必须先传给季,而季不是嫡子,是到周原后娶的姜氏所生,而泰伯才是合法继承人。

  恰在这时,父子产生了分歧。古公亶父认为商朝不行王道,日趋衰落,周可以趁机脱离商朝的统治,寻机取而代之。泰伯不同意父亲的看法,认为灭商的时机尚未成熟,双方的力量对比尚未发生实质变化,还需静待时日。而次子仲雍,因封地靠近商,对商朝的实力更了解,同意泰伯的看法。三子季的观点则同父亲保持一致。这样,就更加坚定了古公亶父传位给季的想法,并特意为季改名为“季历(歷)”,古代“歷”有跨越的意思,含有开疆拓土的寓意。

  泰伯、仲雍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兄弟二人为了成全父亲,又不引发内乱,经过深谋远虑,决定远走他乡,避位以让国。他们为此找了个由头——到衡山采药为父治病,他们带上一队人马,从周原出发,历尽千辛万苦,沿渭水南下,后顺江而行,来到太湖之畔的吴地。一开始,难免和当地部落发生冲突,他们讲求以和为贵,为了融入当地,仲雍与兄入乡随俗,断发文身,并将自己的先进农耕经验传授给当地人。很快,他们在这片沼泽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句吴,当地人民拥戴泰伯为句吴之主。泰伯身后无子,仲雍继位。他们开创的句吴文化成为吴地文化的源头。

  开创吴地成至德

  仲雍与长兄泰伯把周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了荆蛮之地,把周的政治制度复制到这一地区,建立起了句吴国,使得当地民众从渔猎生活直接过渡到农耕生活,开创了吴国此后600余年的基业,并伐楚攻晋,北上中原争霸。这种开拓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势基因,而谦逊的避让,也避免了兄弟相煎、煮豆燃萁的流血冲突。更为可贵的是,与许由逃至箕山以水洗耳、卞随投颍水自戕、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不同,泰伯、仲雍的让国,不是消极地弃世,而是体恤父意,成全兄弟,有所作为地让。尤其是仲雍,他以谦逊揖让之礼,摆正了自己与父亲、与兄长、与侄子晚辈之间的关系,不私不争,得以善始善终。而且,仲雍在吴地的开拓思路,有别于泰伯,泰伯以移入为主,仲雍则是以融入为先导,以和为贵,从而形成了多元而又包容的吴文化。

  因此,孔子特别推崇他们,将其归为“至德”,这在儒家的处世哲学里是最高境界。而这种“让”的意境,包含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慈爱谦诸多方面,也正是儒家学说的现实来源。商纣王十三年(前1063年),仲雍去世,因其让国之前的采邑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一带),后人又称其为“虞仲”,安葬他的常熟乌目山更名为“虞山”。

  而今,太湖有名橘曰“洞庭红”,正值秋末初冬上市。时节这样好,正应嗅着那一丝香甜,访一访虞山。临去,想起李太白的诗:“泰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想必这也便是泰伯和仲雍对后人的巨大感召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