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志。保家卫国、和平安宁、追求生活的富裕安康一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主线。中华文化深深浸染于中国人的知、情、意之中，如同春风化雨，但又坚如磐石。

　　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独特性格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塑造了这个民族最突出的内在性格和精神风骨。中华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既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砥砺发明，又在东西南北的文化交汇、冲突中融合、汇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并随时代而发展，因遭际而变迁。千百年来，这一整套核心价值，就融会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构筑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沉淀在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风俗、情感中，铸就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构建了我们的文化皈依和民族认同。其中一些观念，会由于历史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化，但中华文化最精华的价值观念，却历越千年而不衰，衡诸四海而不替，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重大的贡献，是今日中国进步的内在基因，是我们向世界寻求文化共识的基本立场。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特征则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独特性、包容性、和谐性。

　　独特性。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自成体系。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是我们文化成长的摇篮。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生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有利于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在4000多年前，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朝，从此中国步入文明时代。在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哺育下，中华文化开始塑造自己更鲜明的特征。商周时期，中华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家族伦理和世界观体系，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中国上古典籍《尚书》，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春秋战国之世，中国涌现了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也诞生了像《诗经》《离骚》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文化第一个光芒璀璨的时代，这些先哲的思想，至今仍旧是我们文化不竭的源泉，尤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以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东方，曾长期是世界文明的高地，今天在新的文明大交汇中也仍然为举世所瞩目——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需要从东方智慧中吸取更多营养。

　　包容性。今天考古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不仅在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耕、渔猎文化，北部草原的羌戎地区、巴蜀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地区，都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巴蜀文化、闽越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域内众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也通过文明对话的多种通道，特别是历越千年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大文明广泛交流，这种独特的融合力、同化力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保障。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多元一体”的形态。东亚大陆的地理特征孕育了我们独立发展的文化本根，中华文化是“一体”的，它有着基础广泛的、高度同一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同时，我们的文化又是“多元”的，既融会域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又广泛吸收域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源。

　　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多次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如佛教传入后，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其思想精髓也成为宋明理学的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观念注入了关键的思想资源。对佛教思想的广泛吸纳，使得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与先秦、秦汉迥然不同的面貌。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我们的食品、种植物、器物、技术、科技知识等，也不乏众多外来文化因素。而中华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汇入世界历史后的西方文明冲击。我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前行，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契合点。

　　和谐性。长期的农耕文明，培育了中国亲和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孕育了和谐的基本精神。中国地域广袤，处在适合农耕的纬度，长江、黄河和众多河流造成的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构成了中国农业的两大系统。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在这种亲近自然、寄身自然、归化自然的生活中，体会到和谐的真谛。

　　自古及今，我们中国人总是以和谐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以和谐的伦理精神为人处世，以和谐的情感与心灵体验世间美好事物，形成了以和谐为特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是“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古代智者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并不只是“求同”，也要“存异”。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可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可以实现世界的平衡，可以推动世界万物的发展。和谐犹如鲜美的食物来自不同食材的完美调和，犹如优美的音乐来自不同音符的美妙协奏。“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人认知、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既是人生的哲理，又是生活的智慧。

　　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我们的先民在长期劳作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寒暑交替、日夜更迭、男女生死之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的规律。在他们的意识里，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自然观，决定了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和的。

　　三是“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在中国人的现实与精神世界中，和谐不仅存在于天人之间、人际之间，更存在于情感与内心世界。中国人将和谐的审美体验化作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在古典艺术殿堂中，从诗歌、绘画到音乐、书法，都融会着这种审美情趣。这种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中庸和谐之美，构成了中国艺术含蓄、虚静、空灵而意境深邃的风格，塑造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平和宽厚、朴实诚恳的民族性格。

　　四是“以和为贵”的处世观。和谐的世界观与和谐的审美观是个体走向社会人生的桥梁。和谐精神在处理人生、社会与家国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为“以和为贵”的处世理念。中国人以和谐精神滋润家庭，协调邻里，善待他国。作为持家之道，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作为邻里之道，中国人讲“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相处”;作为国家之道，中国人讲“协和万邦”、以德怀远、相互信任。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汇通性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创造了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价值的民族，因此，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看这个文化中有多少为今日社会成员乃至于大多数人类成员所共知、共守的价值内核。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进程，是其历史贡献的标志;这种核心价值，是否为人类社会成员所共同体认，是其适合今日世界潮流的标志;这种核心价值能否与时俱进，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重要指标。最近看到学者刘梦溪先生的文章，他讲，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是人之为人的、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伦理，这些价值理念，可以演绎为“仁爱、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等概念。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我以为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的很中肯、深刻的理解。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和文化自新一直是我们需要同时面对的巨大挑战。当西方开始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开启了文艺复兴和近代化历程的时候，中国开始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当我们面对西方炮舰的时候，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和充满屈辱抗争的历史，中华文化同样经历了自救和自强的艰难历程。

　　今天，我们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同时，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迈出了强有力的步伐。今天的中华文化，不仅包含着古圣先贤创造的民族精神核心，也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伟大进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崭新元素，包含着当代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创造，更包含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借鉴多样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崭新文化。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新特征。

　　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的汇通性，是现时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总是更加专注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差异性，而对其中的汇通性或共同性注重不够。2015年底，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的分析，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契合了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共同诉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创造全人类美好生活的责任担当，也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已经和正在为联合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相继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一事实表明，正在复兴进程中的中华文明以及蕴含其中的核心价值，正在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中华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性格，今天的中国秉承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对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而这个贡献，不仅一定是基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基于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也一定是基于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汇通之中，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上。这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