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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阅读古代典籍 为何却说不读《资治通鉴》

发稿时间:2017-08-30 14:15:5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罗炤

  核心提示: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

  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胡耀邦1976年12月8日

  10年前,胡耀邦伯伯遽然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奥斯陆大学讲学,当时有数十位挪威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听课,无法回国向胡伯伯的遗体告别。这是我终生抱憾的事情。今年4月15日是胡伯伯10周年忌辰,我又赴德国讲学,不能恭趋墓前祭拜。现在,谨将绵绵的追思写成此文,向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治学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遥献一瓣心香。

  胡伯伯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

  1962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刚进学校时,充满兴奋之情,立志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然而,过了几个月,却大失所望,感到教材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框子,教师谨言慎行,难有个性,从课堂上学不到多少新鲜的知识和治学的本领。半年过去了,我越来越苦恼。

  1963年3月,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震动。上高中时,我已经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感到困惑、迷惘。对照雷锋的事迹,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太渺小了,需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毛泽东选集》教导我: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否则一事无成。我认定,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下去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这才是革命化的正确道路。现在回想起来,36年前的想法实在幼稚可笑,带有极“左”的成分,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真诚的,向往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

  在北大,我与胡德平是同班同学,平时很谈得来。1963年5月,我对德平说,想给他的父亲写封信,谈谈离开北大、下乡半工半读的想法。德平非常高兴,告诉我他也早有这样的打算,让我快写,我们一起下乡去。于是,我给胡耀邦伯伯写了一封长信。德平告诉我,胡伯伯看了我的信,很高兴,但对我们的幼稚也感到担心。他表示,要慎重考虑之后再给我回答。这时,我们要下乡半工半读的事在全年级传开了,有十几个同学要和我们一起走“革命化的道路”。年级党支部立即汇报到系领导,系领导一面向校党委汇报,一面在同学中间做工作。渐渐地,学校对我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说我们是“反党小集团”。为此事,陆平校长专门去找了胡伯伯一次。

  北大校方的态度对胡伯伯产生了影响。1963年10月他找德平、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谈了一个晚上,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特别以“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凉水!”他要我们安心在学校学习。我们和他辩论,认为他不了解北大的实际情况,并引经据典,证明我们的行动完全符合革命导师的教导。这次谈话,谁也没有说服谁,和胡伯伯的第一次见面“火药味”挺浓。

  被打倒的胡伯伯说对毛主席“我要愚忠”;对理想、学说、事业仍然执着

  5年以后,我第二次见到胡伯伯。那时由于北大的派性斗争,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我常去他家向焦虑不安的外婆报告情况。9月的一天,我又到他家去,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头戴旧帽子、身穿工作服的人,和扫大街的清洁工人一模一样。开始我没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胡伯伯。他刚从西山的团中央林场回来,在那里劳动很长时间了。

  胡伯伯关切地问起我和北大的情况。这时我已经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即将离京,前程如何,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在心中留下的迷惘,更让我苦闷、彷徨,当时的思想状况,真的像“我有迷魂招不得”一样,面对胡伯伯,我无所顾忌地倾诉起来。

  在那个时候,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他从当红小鬼开始,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很诚恳地说:“我从24岁起,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几十年了,整一整有好处,脱离群众很危险呀!不过,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那是胡扯。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人家不信,只好随他们了。我要愚忠!”

  他越讲越激动,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对我畅谈起理想、学说、事业,谈他的人生追求,两眼放射着光芒,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状况,都置之度外了。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竟然还会这样忠贞、坚定、乐观。(两年以后我才知道,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

  那时,我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以及林彪的“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站队站对了,一切都对了”的理论,已经产生了怀疑,但对毛主席却仍然由衷地崇拜。“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当时的心境,正和李白这两句诗描述的一样。与胡伯伯的这次见面,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好像见到了岳飞、文天祥一般。他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深地铭刻进我的记忆之中。此后的7年,我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但没有沉沦,一直在挣扎着前行。胡伯伯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成为支撑我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从此我在心中把他当作我的精神导师。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林彪事件促成胡伯伯的思想飞跃和政治选择

  胡伯伯政治态度的变化,发生在林彪事件之后。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他曾告诉我,1965年在西安,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没有想到,6年以后,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

  这一次,胡伯伯思考得很深、很久。1972年初,他多次对我说:“‘文化革命’是个大潮呀,谁也挡不住!参加的人这么多,这么火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的?这里面应该是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的。我们中国有长久的封建传统,恐怕跟这个有关系。”“骄傲了,骄傲了,自以为了不得了。骄傲是要害死人的。”

  有一次,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些话我是当面听到的。”胡伯伯没有说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在什么时间、地点讲的,但我明白他讲的是毛主席。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话在胡伯伯的心里已经憋了很久了,他矛盾,痛苦,精神上受煎熬。胡伯伯在讲出这些话之后,长久地沉默不语。我陪他坐着,什么话也说不出,什么也没有问。27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6年之后的1978年,胡伯伯亲自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我知道,这场讨论的思想基础,他在林彪事件之后便开始逐步地奠定了。他从把毛主席当作真理的化身,把忠于毛主席当作自己的政治灵魂和道德标准,甚至在无可奈何之中坚持“愚忠”,转到用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晚年的思想与活动。

  对于他来说,这一思想转变是极其痛苦、艰难的。毛主席与他之间,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袖与下级的关系,毛主席曾经许多次亲手指点他如何工作,当面给了他无数的教诲。可以说,毛主席对他既有师恩,又有知遇之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特别矜重道德节操的胡伯伯来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感情上,他与毛主席都存在着难以割舍的特别联系。

  但是,面对林彪事件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悲剧,他无法不去深入思索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政治与历史的意义,他无法不去考虑毛主席的责任。是对人民、对历史负责,还是仅仅对毛主席“愚忠”?敬爱的胡伯伯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他毅然选择了尊重实践、追求真理的道路。

  1972--1978年,他在思想上的追求与探索是极其真诚、极其坚定的,他用行动证明了,1968年9月他在逆境中那么热烈地向我讲述的对于理想、学说、事业的执着和向往,确确实实是他的人生写照!

  胡伯伯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入思考,不仅导致他勇敢地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无畏地平反冤假错案,更表现在他坚定地、以身作则地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原则立场上。胡伯伯是光明磊落的,他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与数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彻底地决裂了!

  1971年,我在黑龙江的山沟里开始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第一篇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这时我已经调回家乡安徽省金寨县)。胡伯伯非常支持我的研究工作,1973年曾对我粗浅的第一稿给予热情的鼓励。此时写出正式的论文,我首先寄给他请求批评。

  12月8日,胡伯伯给我写了一封9页纸的长信,赞扬鼓励我,同时又非常谦和地指出论文的不足。(当时由于我的思想局限和政治上的顾虑,论文确实沾染一些“左”的思想色彩)在信中,胡伯伯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我认为,这是此信最有价值之处,因为这是他在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之前一年多、毛主席逝世仅三个月、“两个凡是”已经初步形成的时候写下的,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伯伯思想发展的脉络。

  1989年以后,我的注意力渐渐地回到现实问题上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开始认识到胡伯伯在1972年就向我指出的中国封建传统的影响问题。随着认识的逐步加深,我明白了,在思想上,我的启蒙老师是胡耀邦伯伯!我明白了,在胡伯伯的思想中,原来也存在着封建传统的影响,但他努力地、痛苦而又坚决地一步一步摆脱,直到彻底决裂!

  1987年春节,我去给胡伯伯拜年,劝他读读《资治通鉴》,他一挥手,说:“共产党人不读那些!我要重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当时我在心里抱怨他: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觉悟!五六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不是胡伯伯不觉悟,而是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我思想更落后,更陈旧。胡伯伯此时不读《资治通鉴》,不是他轻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相反,他十分重视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资治通鉴》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读过不止一遍。我想,识者能够明白他当时语境中蕴含的确切意义。我的胡伯伯是正大光明的,中国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值此胡耀邦伯伯十周年忌辰,抛开个人因素的顾忌,敬谨发表1976年12月8日胡耀邦伯伯写给我的信。我想,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