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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家书的别样情怀

发稿时间:2017-09-22 14:09:28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杨建民

  阅读鲁迅,是在一个非常时期。

  小学最后两年,初中,高中,后来下乡插队,都在“文革”中度过。那个时段,汲取精神营养的“口”大张着,焦渴着,怎么也填不满。可惜,能够读到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几乎就是一点鲁迅著述。在“文革”中,鲁迅是按一个形象塑造的——斗士。选本中,大都是他与人论辩的杂文。尽管嬉笑怒骂、犀利彻骨的语调,很符合青年时期的心态,可却从此留下一个满脸愤恨,张口尖锐的极端形象。经过许久,等到能够阅读更多鲁迅的文字,他的面貌,才渐渐显出全面,变得有些自然,甚至亲切起来(这正是他的主张:读一个人作品,最好是全集)。这般形象的建立,除去得自如《祝福》《故乡》等小说那深切的人间悲悯,更多,却来自通信——家书。

  从锐意尖刻的杂文,一下子跳到他的家书,你脸上会不由得浮上笑意。那种不常见的波俏调笑,淡淡的亲腻(称许广平“乖姑”),以及谦和谨敬,亲切恭顺的笔调(对母亲),使你见到另一个大相径庭的形象,有一种发现人性丰富的快感。

  恋爱属非常时期,举例有时不足为凭,故笔者常常在鲁迅致奉母亲的家书中,阅读到一个“斗士”的亲情表达。前数年购得一九七九年版《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卷数册,见到许多文字外的信息。此行文时一并陈述。从现存的信函看,鲁迅给母亲的信,大都写于他去往上海定居之后(此前许多时间,他基本与母亲一起生活)。现存第一封信,写在底子印有松竹的笺纸上。用的是相当旧式的敬格:“母亲”二字高出,后面内容,全部压低一行。结尾处“恭请金安”四字,均分两行。无论“恭请”二字写到哪里,“金安”二字必另提行,高于全文,与“母亲”二字等高,以示诚挚。再往后的“男树叩上”句,“男”略小于其他字,摆在偏右一点的位置,表示晚辈地位(所有给母亲信函,凡是写到自己处,均称“男”,且小于他字,皆靠右位置。因信函为竖行)。这些透过格式显现出来的东西,在一般印本中还真难于体味。

  格式之外,字体也十分清楚。笔画洁净,安置妥帖,通篇看去真是舒爽。这一点,与前后给他人的信函比较,极为显著(友人之间,多是学人,是略可自在疏散些的。母亲识字不多,加之是长者,不能不认真对待)。陈述的言辞,也是恭敬,至诚但亲和的。譬如信首,完全是文言敬辞:“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行笔时,颇照顾母亲心思。譬如写到孩子海婴,便很是细致:“海婴疹子见点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风,但次日却发得很好,移至宾馆,又值下雪而大冷,亦并无妨碍,至十八夜,热已退净,遂一同回寓。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处吵嚷,令男不能安静。所说之话亦更多,大抵为绍兴话,且喜吃咸,如霉豆腐,盐菜之类,现已大抵吃饭及粥,牛乳只吃两回矣。”这样看去有些絮叨,琐细的内容,大不似鲁迅文章的精炼用笔,可收信人是千里之外的母亲,是关心着自己孙子的奶奶,所以,鲁迅尽量写得细致,甚至似乎琐碎。他知道,母亲最希望了解孙子细节,越多越好。符合收信者心理,才是一封信函最应切中的地方。

  鲁迅有名气,也常常被人传播谣言。一九三四年三月,鲁迅得到朋友函件,知道天津的《大公报》上,刊有一则似乎从海外传来鲁迅得严重脑膜炎的消息。除去给友人回复,他更怕母亲担心,赶紧去信辟谣:“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久未得来示为念。近闻天津,有登男生脑炎症者,全系谣言,请勿念为要。”不管母亲是否知道,首先考虑到老人的承受力,消除隐患在前。这些举止,后辈们真该多多学着点。

  母亲在北平,鲁迅在上海。不能时时给老人慰藉,鲁迅便想给母亲寄一点她可以读的通俗作品消遣。一九三四年五月,他买了当时最有名的通俗作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作品寄给母亲:“又,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两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张恨水的作品,当时在市民阶层有极大影响,虽然在鲁迅眼里,这些作品他本人是不在意的,故此有“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的补充。可是,只要母亲高兴,在文学兴趣上,鲁迅是可以让步的,这应该是他为母亲购买寄上的重要原因。

  过了几个月,母亲大约读毕了张恨水作品,写信来告诉鲁迅,请再寄一点。鲁迅马上回复:“十五日来信,前日收到。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过了几天,鲁迅又给母亲去信,说到这些作品:“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程瞻庐也是当时的一个通俗小说作家,著有《茶寮小史》《快活神仙传》等。这些当然是为母亲专门挑选的。母亲虽然喜欢读这些作品,可一看定价,觉得太贵,花多儿子钱了,便写信过来。鲁迅便回复给母亲解释:“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

  当然,一些有关自己的重要信息,鲁迅也得告诉母亲。到了一九三六年,他的身体显然出了问题。对于最亲密的家人,这是不能不禀告的:“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对于担念的家人,有些东西是不能不尽量说清的,虽然结语处有所安慰。鲁迅学医出身,他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但却不简单采取隐瞒态度,使得家人(即使年高的母亲)受到可能到来的事实的打击。

  这些家书,对于全面认识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革”之前、之中及后来很长时间,无论研读、描述、绘画,鲁迅都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斗士”形象塑造的。这给人留下了“不近人情”的印象。通过阅读这批家书(尤其看到影印手迹),他的形象才清晰,全面甚至可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