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所谓“五胡乱华”，是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进占中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那些割据政权大小有异，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甚至要争“中国”之正统。在这个阶段，与北方诸政权对峙的东晋，如果积极自我革新，谋定大志，在适当的时机北上，并不是没有机会收复中原的，但是东晋几代君臣普遍偏安江左，把政权的安危寄托在“幸运”之上，即使有几次侥幸的胜利，其成果也付之东流了。
(一)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皇帝苻坚从小有异志，8岁时向爷爷请求给他找家庭教师，爷爷惊喜地道：“我们从来只知喝酒吃肉，现今你竟有读书的志向，很好!”苻坚潜心研读汉族经史典籍，早立下经世济民、统一天下的大志。他上台后，重用汉人王猛，逐个灭除周围小国，统一北方，进而占据了东晋的蜀地，随后就打算直扑东晋。
苻坚命苻融、慕容垂等将军以25万步骑为前锋，自己亲率60余万戎卒及27万骑兵为主力，直抵淝水东岸，隔河眺望东晋寿阳城。不知为什么，苻坚忽然想起朝中的反对声，觉得晋兵布阵严整，连城北八公山上的风吹草动也像伏兵，不禁起疑：“都是劲敌啊!”如果不是偶然这么一望又一疑，战局可能不一样。
东晋这边，兵力仅凑了8万，相差过于悬殊。晋将桓冲不禁长叹：“谢安是位好宰相，却不是好统帅，我们要成秦人的俘虏了。”首战即告败，守将送出急报：“今贼势盛而我粮尽，恐难见大军了。”不巧，这急报被前秦截获。于是，苻坚改变战略，先礼后兵，派人去劝降。
巧合的是，苻坚委派的这位劝降使者朱序，是前不久的降将，他的心并未归降。他回晋营后立即建议：“我们应当趁他们大军未集结之时，速战速决。如果重挫敌人前锋，我们就得救了。”东晋大将谢石觉得有理，采纳了建议。
东晋遣使到秦军下战书说：“两军隔河相对是持久之战。如果你们想速战速决，就请后退一步，让我们渡河来决战。”苻坚又开始自负了，下令说：“不妨将计就计。我军只要退一点点。等他们渡河到一半，我们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就能把他们全歼!”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更没想到朱序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兵听了争相逃命，自相践踏，不可收拾。晋军乘势追击，结果前秦不仅大败，而且分裂成十个小国。虽然现代史学家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但这不影响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偶然，淝水之战后东晋不亡也衰。
(二)
其实，东晋本身是侥幸的产物。历史上，南北方也常发生冲突。中原偏好“华夷之辨”，长江流域的楚国被蔑视为“南蛮”。武汉人迄今有句口头禅“不服周”，就源自于两千多年前不满西周王朝封的末等爵位。后来，三国时期的吴国代表南方与北方抗衡。东晋只是将吴都建业改名建康，而疆域大致与吴相同，对于北方的情绪也相似。有童谣唱道：“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吴人念念不忘复国。
北方遭到更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不得不南移，与“南蛮”为伍，好不尴尬。司马睿初到江南时，相当于统率江南方面军的总司令，他算是皇族，也不免心虚，坦言：“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当地名流迟迟不理睬他。幸好他带了一个更大的名士，这就是王导。王导出身于北方第一贵族“琅邪王氏”，早年就显露出将相之才。他与司马睿关系极好，目睹西晋末年之乱，他奉劝司马睿尽快回藩国，并用计团结江南名流。正是在这些名流的支持下，司马睿才站稳脚跟。及西晋亡，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中评论说：“晋元帝司马睿能在北方局势恶化以前，时间与条件都尚未不利到被当地拒绝之际，抢先到达江南，可谓与西晋创业同样幸运。”
为了与南方人和睦相处，王导的策略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尽量满足大族的要求，朝廷尽量不加干涉。王导晚年还自鸣得意地说：“人家讲我糊涂，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我这糊涂。”王导死后，谢安成为顶梁柱。谢安也是豪门大族出身，也是大才子。他的策略与王导如出一辙：“镇之以和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初的“无为而治”。实际上，诸多帝王开国之初的国策都是休养生息，尽量少折腾。
但是，历经一两世后，积弊增多，则非改革不可。东晋却迟迟不见什么更张，没什么主动大作为。有一次，王导派巡视组到各地巡察，回来一个个汇报各地的问题，唯独一人一声不吭。这名官员叫顾和，王导问他：“你没听说什么吗?”顾和回答：“贤能的辅佐，宁可纲漏吞舟，也不要听信社会舆论!”对此言，王导大加赞赏。
不难想象，漏网吞舟之鱼多了，小鱼小虾会是什么生存状况。王导可以继续装糊涂，但蝴蝶之风终会掀起巨浪，让他们有惊醒的一天。五斗米道徒孙恩，在海岛率百余人起事，其他7郡纷纷响应，不到10天即增至数十万众，杀至官吏家中，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可见积怨多深。所幸五斗米教最后被官军所灭。
(三)
百年东晋，内乱此起彼伏。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在西晋就官至扬州刺史，与王导一起辅佐司马睿建国，掌控长江中下游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东晋安否，得看他的脸色，但他脸色并不好看。王敦不满朝政，便以清君侧之名向朝廷举兵。结果官军大败，司马睿束手无策，只得厚着脸皮对王敦说：“快快撤兵，否则我就回琅邪，你来当皇帝!”幸好王导坚定维护司马睿，王敦心虚了，这才见好就收。不久司马睿病逝，其子司马绍继位，发兵征讨王敦，王敦领兵再逼京，矛头直指司马绍。但王敦命有不济，突然生病，王导则趁机率族中子弟为他发丧，让大家误以为他死了。官军听到消息后斗志高昂，才趁势平息了这次叛乱，不久他也真病死了。
王敦之后，桓温又兴起。桓温是司马绍的驸马，他前期运气好，南征成汉时，战略本来是兵分两路，谋士袁乔临时建议：“兵分两路，众心不一，万一有偏差，将误大事。不如全军而进，抛弃灶具，只留三日粮，破釜沉舟，必定可胜!”桓温依计得以顺利抵达成都。决战之时，晋军前锋失利，众兵即想后退。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鼓手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一失误擂响了进军鼓，众兵听后士气大振，袁乔乘势指挥冲锋，大破敌军。最终灭了后汉。
桓温由此名声大噪，可是，功高盖主的老问题也随之而来，新皇帝又开始提防打压他。他建议紧接着北伐，收复故国，理论上说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可实际上，阻扰北伐的势力更大。一些拥护北伐的人真的动议北伐时，又遭到重重阻碍。直到北方的后赵皇帝病死，诸子争位，关中大乱之时，东晋朝野一致认为机会来了，皇帝这才同意北伐，可是仍然不用桓温，起用的却是酷爱《老子》、隐居十年的殷浩。殷浩联手羌人姚襄北伐前秦，进攻许昌、洛阳，遭到失败。次年再伐，没想到姚襄叛变，晋军又中敌军之计，致使一万余人被杀。桓温上表弹劾，朝廷只得将殷浩废为庶人，换桓温统军。结果，桓温一举收复了洛阳。桓温建议将东晋国都迁回洛阳，那将有利于进而收复整个北方，可是朝中依然反对他的建议。后来，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直到病重时还命人给他加九锡。九锡是帝王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9种礼器。这些礼器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加赐大臣以表示最高礼遇。谢安等人正是反对桓温的势力，他们命人起草加九锡的策命书，一次次修改，拖了八九个月，一直拖到桓温去世。
桓温的儿子桓玄就没那么好压制了。桓玄博学多才，但受父亲牵连，一直不得志，好不容易盼到出仕，但官职只为太守，桓玄索性弃官回封地。桓玄因自己被猜忌，上疏讼冤，结果石沉大海，逼得心生异志。后来，桓玄重新入官，利用镇压叛军的机会发展壮大，入京称诏解严，并总掌国事，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楚，彻底埋葬了东晋王朝。
“幸运女神”天女散花，有幸运也有厄运，可遇不可求。一个人尚且不可将命运押在侥幸上，何况国运。东晋的教训值得思之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