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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兴衰的启示

发稿时间:2019-01-25 13:43:29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冯敏飞

  两汉之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所谓“五胡乱华”,是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进占中原,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那些割据政权大小有异,共同点是与汉人政权对峙,甚至要争“中国”之正统。在这个阶段,与北方诸政权对峙的东晋,如果积极自我革新,谋定大志,在适当的时机北上,并不是没有机会收复中原的,但是东晋几代君臣普遍偏安江左,把政权的安危寄托在“幸运”之上,即使有几次侥幸的胜利,其成果也付之东流了。

  (一)

  氐族建立的前秦是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皇帝苻坚从小有异志,8岁时向爷爷请求给他找家庭教师,爷爷惊喜地道:“我们从来只知喝酒吃肉,现今你竟有读书的志向,很好!”苻坚潜心研读汉族经史典籍,早立下经世济民、统一天下的大志。他上台后,重用汉人王猛,逐个灭除周围小国,统一北方,进而占据了东晋的蜀地,随后就打算直扑东晋。

  苻坚命苻融、慕容垂等将军以25万步骑为前锋,自己亲率60余万戎卒及27万骑兵为主力,直抵淝水东岸,隔河眺望东晋寿阳城。不知为什么,苻坚忽然想起朝中的反对声,觉得晋兵布阵严整,连城北八公山上的风吹草动也像伏兵,不禁起疑:“都是劲敌啊!”如果不是偶然这么一望又一疑,战局可能不一样。

  东晋这边,兵力仅凑了8万,相差过于悬殊。晋将桓冲不禁长叹:“谢安是位好宰相,却不是好统帅,我们要成秦人的俘虏了。”首战即告败,守将送出急报:“今贼势盛而我粮尽,恐难见大军了。”不巧,这急报被前秦截获。于是,苻坚改变战略,先礼后兵,派人去劝降。

  巧合的是,苻坚委派的这位劝降使者朱序,是前不久的降将,他的心并未归降。他回晋营后立即建议:“我们应当趁他们大军未集结之时,速战速决。如果重挫敌人前锋,我们就得救了。”东晋大将谢石觉得有理,采纳了建议。

  东晋遣使到秦军下战书说:“两军隔河相对是持久之战。如果你们想速战速决,就请后退一步,让我们渡河来决战。”苻坚又开始自负了,下令说:“不妨将计就计。我军只要退一点点。等他们渡河到一半,我们突然袭击,轻而易举就能把他们全歼!”没想到秦军一退就乱,更没想到朱序趁机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兵听了争相逃命,自相践踏,不可收拾。晋军乘势追击,结果前秦不仅大败,而且分裂成十个小国。虽然现代史学家认为,“淝水之战即使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至少在其重要性上也被极大地夸大了”,但这不影响我们设想: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偶然,淝水之战后东晋不亡也衰。

  (二)

  其实,东晋本身是侥幸的产物。历史上,南北方也常发生冲突。中原偏好“华夷之辨”,长江流域的楚国被蔑视为“南蛮”。武汉人迄今有句口头禅“不服周”,就源自于两千多年前不满西周王朝封的末等爵位。后来,三国时期的吴国代表南方与北方抗衡。东晋只是将吴都建业改名建康,而疆域大致与吴相同,对于北方的情绪也相似。有童谣唱道:“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吴人念念不忘复国。

  北方遭到更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不得不南移,与“南蛮”为伍,好不尴尬。司马睿初到江南时,相当于统率江南方面军的总司令,他算是皇族,也不免心虚,坦言:“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当地名流迟迟不理睬他。幸好他带了一个更大的名士,这就是王导。王导出身于北方第一贵族“琅邪王氏”,早年就显露出将相之才。他与司马睿关系极好,目睹西晋末年之乱,他奉劝司马睿尽快回藩国,并用计团结江南名流。正是在这些名流的支持下,司马睿才站稳脚跟。及西晋亡,司马睿称帝,建立东晋。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中评论说:“晋元帝司马睿能在北方局势恶化以前,时间与条件都尚未不利到被当地拒绝之际,抢先到达江南,可谓与西晋创业同样幸运。”

  为了与南方人和睦相处,王导的策略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尽量满足大族的要求,朝廷尽量不加干涉。王导晚年还自鸣得意地说:“人家讲我糊涂,我想将来会有人感激我这糊涂。”王导死后,谢安成为顶梁柱。谢安也是豪门大族出身,也是大才子。他的策略与王导如出一辙:“镇之以和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初的“无为而治”。实际上,诸多帝王开国之初的国策都是休养生息,尽量少折腾。

  但是,历经一两世后,积弊增多,则非改革不可。东晋却迟迟不见什么更张,没什么主动大作为。有一次,王导派巡视组到各地巡察,回来一个个汇报各地的问题,唯独一人一声不吭。这名官员叫顾和,王导问他:“你没听说什么吗?”顾和回答:“贤能的辅佐,宁可纲漏吞舟,也不要听信社会舆论!”对此言,王导大加赞赏。

  不难想象,漏网吞舟之鱼多了,小鱼小虾会是什么生存状况。王导可以继续装糊涂,但蝴蝶之风终会掀起巨浪,让他们有惊醒的一天。五斗米道徒孙恩,在海岛率百余人起事,其他7郡纷纷响应,不到10天即增至数十万众,杀至官吏家中,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可见积怨多深。所幸五斗米教最后被官军所灭。

  (三)

  百年东晋,内乱此起彼伏。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在西晋就官至扬州刺史,与王导一起辅佐司马睿建国,掌控长江中下游军队,统辖州郡,自收贡赋。东晋安否,得看他的脸色,但他脸色并不好看。王敦不满朝政,便以清君侧之名向朝廷举兵。结果官军大败,司马睿束手无策,只得厚着脸皮对王敦说:“快快撤兵,否则我就回琅邪,你来当皇帝!”幸好王导坚定维护司马睿,王敦心虚了,这才见好就收。不久司马睿病逝,其子司马绍继位,发兵征讨王敦,王敦领兵再逼京,矛头直指司马绍。但王敦命有不济,突然生病,王导则趁机率族中子弟为他发丧,让大家误以为他死了。官军听到消息后斗志高昂,才趁势平息了这次叛乱,不久他也真病死了。

  王敦之后,桓温又兴起。桓温是司马绍的驸马,他前期运气好,南征成汉时,战略本来是兵分两路,谋士袁乔临时建议:“兵分两路,众心不一,万一有偏差,将误大事。不如全军而进,抛弃灶具,只留三日粮,破釜沉舟,必定可胜!”桓温依计得以顺利抵达成都。决战之时,晋军前锋失利,众兵即想后退。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鼓手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一失误擂响了进军鼓,众兵听后士气大振,袁乔乘势指挥冲锋,大破敌军。最终灭了后汉。

  桓温由此名声大噪,可是,功高盖主的老问题也随之而来,新皇帝又开始提防打压他。他建议紧接着北伐,收复故国,理论上说这是大快人心之事。可实际上,阻扰北伐的势力更大。一些拥护北伐的人真的动议北伐时,又遭到重重阻碍。直到北方的后赵皇帝病死,诸子争位,关中大乱之时,东晋朝野一致认为机会来了,皇帝这才同意北伐,可是仍然不用桓温,起用的却是酷爱《老子》、隐居十年的殷浩。殷浩联手羌人姚襄北伐前秦,进攻许昌、洛阳,遭到失败。次年再伐,没想到姚襄叛变,晋军又中敌军之计,致使一万余人被杀。桓温上表弹劾,朝廷只得将殷浩废为庶人,换桓温统军。结果,桓温一举收复了洛阳。桓温建议将东晋国都迁回洛阳,那将有利于进而收复整个北方,可是朝中依然反对他的建议。后来,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直到病重时还命人给他加九锡。九锡是帝王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9种礼器。这些礼器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加赐大臣以表示最高礼遇。谢安等人正是反对桓温的势力,他们命人起草加九锡的策命书,一次次修改,拖了八九个月,一直拖到桓温去世。

  桓温的儿子桓玄就没那么好压制了。桓玄博学多才,但受父亲牵连,一直不得志,好不容易盼到出仕,但官职只为太守,桓玄索性弃官回封地。桓玄因自己被猜忌,上疏讼冤,结果石沉大海,逼得心生异志。后来,桓玄重新入官,利用镇压叛军的机会发展壮大,入京称诏解严,并总掌国事,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楚,彻底埋葬了东晋王朝。

  “幸运女神”天女散花,有幸运也有厄运,可遇不可求。一个人尚且不可将命运押在侥幸上,何况国运。东晋的教训值得思之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