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俄罗斯正值漫长严冬，其经济复苏亦迟迟未见起色。
就在两个月前，千余名政府官员受邀来到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耶夫大厅，听取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宪法日当天对联邦会议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议题。普京直言不讳地指出，俄罗斯经济低迷主要归咎于”自身因素”。
2013年，世界银行两度下调俄罗斯经济增长预期至1.3%，而2014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未能幸免地被下调至2.2%。
世界银行认为，俄罗斯去年的经济表现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差：国内需求不及预期、出口下降、工业生产连续零增长、投资增速持续为负，资本外流加剧、消费增长缓慢等。
此前，俄经济发展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的一则预测更是令人目瞪口呆。他表示，俄经济增长在2025年之前不会超过2.5%至3%，从2026年起的之后5年还将更糟，一直持续到2030年。依照这样的经济增长，俄罗斯可能被远远甩在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后面。
翻阅近数百年历史可以看到，俄罗斯经济发展经历几起几落。那么，西方人眼中的这头”北极熊”是将陷入长长的”冬眠”，还是能迅速重新找到自己的”归属”呢？
能源，诅咒还是福祉？
与乌柳卡耶夫的预测略显冲突的是，俄罗斯在2013年7月被世界银行授予”高收入国家”的地位，公民年均收入达1.27万美元。这标志着俄罗斯已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行列。
随之而来的一个疑问是，仅凭年均收入能确定经济水平的总体高度吗？中国常驻莫斯科时事观察员姚望在接受《支点》记者采访时以为不然。他介绍说，俄罗斯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较大。仅以莫斯科一名普通保安来说，每月收入高于1000美金，而在偏远的小城，保安收入则不足200美金。
尽管如此，要说俄罗斯经济将面临长期”荒年”，甚至导致其从大国的宝座上滑落，相信会令许多人难以置信。
对此，一位长期关注俄罗斯经济、并多次前往该国采访的资深媒体人张页对本刊记者表示了他的质疑。在他看来，拜前苏联时期所赐，俄罗斯基础设施强大，国民素质很高，而且是美国一直”提防”、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
当然，张页也指出，俄罗斯当前确实面临诸多问题，如劳动力短缺、生产率低下、投资环境不佳，以及行政制度存在弊端等。”此外，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方面的各种问题，它基本上都有。”
过去十年中，俄罗斯财富的增加主要依靠国家行为，用”卖石油”的钱增加了居民收入，也为预防危机做好了国家储备。但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石油价格下跌深深”刺痛”了这个极度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经济发展部长的预测具有其现实依据。长期活跃在中俄贸易领域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MBA联合会副主席徐虎对本刊记者称，乌柳卡耶夫所言正是建立在基础能源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上，并非耸人听闻。
徐虎认为，能源的自给自足之于俄罗斯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将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优于他国的动力，但在未来，大部分科技将走向节能环保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探索，这将对俄罗斯在这几个研究领域的内在驱动力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更进一步影响其产业发展。
在”原料经济”潜力几乎耗尽的今天，调节产业结构、推动创新经济早已成为俄政府和经济人士的共识。
长期来看，丰裕的资源究竟是俄经济发展的诅咒还是福祉？其如何避免沦为世界经济原料的”附庸国”？有学者指出，这最终还是取决于政策，或者说是取决于”人”的因素。
资本外流已成常态
2012年5月，普京作为俄总统重回克里姆林宫，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都铭刻了他的执政烙印。
在第三个任期内，普京为国家选择了新的经济发展路线：到2015年投资总额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到2018年前劳动生产率提高50%，到2018年在改善国家投资和商业环境领域的全球排名从目前的第120位升至第20位，到2020年创造2500万个就业职位……
那么，在近两年里，这些目标的落实成效如何？
在徐虎看来，普京本人对于经济领域并不熟悉，除了在出口能源业务对外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他方面乏善可陈。
相较于2000年至2008年的两个任期，普京的公众支持率大幅下滑。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物价持续上涨和经济改善迟缓，普京的支持率已下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表示，资本外流目前在俄已成常态，这对国际收支、国内税基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动摇国民信心，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2年大选后，普京责成其亲自领导的战略倡议署制定改善投资环境的”路线图”，以简化在俄联邦从事商业活动的手续，降低审批成本，加快审批速度。然而，普京在发表2013年度国情咨文时直截了当地说：”俄经济去离岸化结果不明显。”
根据俄经济发展部数据，近两年该国资本净流出额一直保持在每年600亿美元的水平，情况十分危急。李建民认为，俄改善投资环境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但短期内，经济仍会保留资本外流态势，实现经济去离岸化仍需假以时日。
“同时，俄商业氛围之淡薄，出人意料。”张页介绍说，散布各区域的大超市总是一两个品牌，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全球大型超市难觅踪影，外币兑换点大都躲在狭窄的巷子里。
长期以来，俄商业一直游走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就像伏尔加河习惯按照固定的节奏流动，它们诠释的，是自己的商业逻辑。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6个成员，其漫长而曲折的入世之路终画句点。
张页称，入世后俄最大的改变是零售业发展迅速，但由于WTO各成员国间竞争加剧，不断压价进入俄市场，使得国内生产商蒙受了不小冲击。加之俄零售市场竞争严重不足，大块利润被处于垄断地位的中间零售商赚取，商品零售价格反而更高了。
分析人士认为，俄短期内或许并不能从入世中获取立竿见影的”红利”，相反，诸如轻工、农业、金融、保险、汽车和航空制造等行业将备受压力；但长期来看，这对近年来改变原料型经济增长模式、谋求创新型经济发展的俄罗斯来说尤为重要。
真正考验是政治改革
尽管提出发展创新经济、重返技术领先地位的目标已有几年时间，但俄仍没有摆脱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工业结构严重失衡。
有一组数据让不少俄罗斯人感到尴尬：女人们冬天必备的裘皮大衣几乎100%依赖进口；商场超市里的普通矿泉水，市价高达60卢布（折合人民币12元）；2012年在总值约3万亿卢布的市场上，本国轻工商品的产值不足3千亿卢布。
李建民指出，这是发展能源经济的直接后果，导致国家发展失衡、劳动市场失衡和社会领域失衡。
因此，早在2010年，俄政府拨款50亿美元，在莫斯科西南郊筹建致力于高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亲任该中心监事会主席。
张页回忆起几个月前考察该中心所在的斯科尔科沃小镇的情景：大片土地被清理出来，打桩机、渣土车、槽罐车的轰鸣声，震得人近在咫尺都难以听清对方讲话。在已建成的办公楼内，能不时听到研究人员正以不同国家的语言在沟通。
据悉，整个园区占地400公顷，由五个研究集群、一个科技园、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构成，未来生活和工作在斯科尔科沃的人口数量将超过3万，其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乃至全球顶尖的科技精英。
创新经济的前提是保证充分的竞争，这就需要有效的政治体制加以保障。而俄政府行为更多依靠”一把手”的个人行为，非制度及法制的保障，且不说外界对其相关政策的”摇摆”产生了怀疑，更滋生了极为严重的行政腐败问题。徐虎说，如何提高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匹配度，才是对普京的真正考验。
在出口贸易领域，普京已责成相关部门在今年3月前制定出扶持非能源产品出口的”路线图”。当前，俄在该领域存在大量行政壁垒，例如商品获得出口许可需等待20天之久，而这在美国仅需6天，在加拿大、韩国则需8天。
李建民分析称，尽管普京表明了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决心，但在权力集中且缺乏政治竞争的条件下，其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从普京亲自掌控的新一轮私有化方案不难看出，政府是在保留对战略性企业调控能力的前提下推行私有化，其政商关系的基本模式仍将是国家和官僚阶层对经济的深度介入。
远东开发或是出路
受制于叶利钦时代寡头经济等”后遗症”以及前苏联时代行政文化思维的影响，一些新经济措施尚未奏效。因此，人们对俄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无道理。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只要政策稳定下来，俄后续调整将会是乐观的。
徐虎认为，俄走了一条顶层设计之路，其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对经济大范围松绑，未来发展会持续向好。但其下层的经济体制改革还需更加细致的调整，甚至不乏阵痛。
此外，俄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虽暂时不能进入主流地位，但对于欧洲仍然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影响力。徐虎称，这种影响力主要依靠其不断增长的消费驱动，而能源战略对周围国家利益的牵动力更不可小觑。
在姚望看来，俄政府在能源领域纵横捭阖，努力使得这一资源发挥最大的外交价值，一面在国际谈判中尝试占据最有优势的价位，同时也尝试以此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
自2014年1月1日起，俄以每千立方米268.5美元的价格向乌克兰供应天然气，相较于此前400美元上下的价格，乌克兰每年将节省约20亿美元的能源费用。不仅如此，为支持乌克兰财政预算，俄政府还拿出150亿美元的援助金。
有外媒分析称，俄罗斯开出这些”诱人”条件的背后，是为防止乌克兰向西方靠拢，这也正是普京政治手腕的完美体现。
虽然此次俄在与欧盟的”乌克兰拉拢战”中获得胜利，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赌注”。姚望说，未来俄在减少财政预算的同时，还需全力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
俄的经济出路在哪里呢？不少学者看好俄远东地区的开发潜力，认为这里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2年9月，俄罗斯政府历时4年、花费210亿美元精心筹备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0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会场设在俄远东城市，这个信号向世界昭示，远东地区并非偏居一隅，这里将成为俄融入并影响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合作的重要切入点。
另有学者对此反应不一，认为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低，市场容量有限，很多投资项目可能得不偿失。
徐虎表示，俄罗斯的经济确实面临众多棘手问题，在关乎未来的”历史性”抉择面前，只有通过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深层次的变革，才能重新找到大国的”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