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危机总是与社会冲突、政局动荡联系在一起。今年年初以来发生在中东多个国家的政治动荡，希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罢工、骚乱，似乎都印证了这一判断。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也曾出现过局部动乱。然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却基本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动乱和暴力事件。政局的差异源自社会心态的不同，社会心态的形成取决于制度保障、政府作为和社会价值取向三方面的条件。

　　有无基本的制度保障

　　美国素有自由放任的传统。20世纪20年代，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放弃了世纪初刚刚兴起的干预主义，回归自由放任传统。大萧条前夕，这一传统的复兴达到了顶点。自由放任体制虽然具有比较健全的动力机制——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体系，但是缺乏相应的调节机制——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保障体系，联邦政府无权监管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缺乏对银行业、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控手段，社会保障也停留在民间慈善和地方援助的水平上。制度的缺失纵容了垄断资本的不断膨胀，导致两极分化加剧、虚假消费盛行、股市泡沫虚涨，最终促成了大萧条的爆发。危机发生后，也缺乏有效的机制阻止危机的蔓延、缓解危机造成的损失。从1929—1932年，国民收入从810亿美元锐减到410亿美元，失业率最高达到25%，民众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无家可归者栖身于临时棚屋、地铁站或废弃的公共设施内，在垃圾堆中觅食，连纽约市都出现了数十起饿死人的事例。在空前的灾难面前，美国人这个“习惯于把繁荣视为惯例的民族，发现自己被惊呆了”，怀疑、无助、恐慌、绝望的社会情绪与日俱增，并逐渐扭曲成怨恨心理，一部分人开始以暴力来发泄不满，反对外来移民的本土化运动、反饥饿游行、失业群众骚乱、地方性打砸抢事件、农民暴动等时有发生，在某些地区，人们愤愤地议论着“革命”，伦敦的一个保险协会甚至借机向美国客户推销暴动和内乱保险。

　　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与大萧条时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节假日前夕的商场中仍然人满为患，周末聚会、假期出游照常进行。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当今美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保障有关。自罗斯福新政至今，美国已逐渐建构起一套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政府—市场二元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这套体制下，2008年金融危机即便在最严重的时期，也没有达到大萧条的程度。自2010年初以后，经济开始缓慢复苏，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非农产业和私人部门净增100万个工作岗位。近来的美债危机和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并没有改变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企业拥有创纪录的现金储备，经济实力和活力仍在。同时，各类社会保险和福利津贴缓解了危机对民众生活的震荡性，为民众提供了潜在的方向感和依靠感，使其保持心态的健康稳定。

　　政府是否积极作为

　　任何制度总有不完善之处，人们真正不能容忍的，往往不是制度自身的缺陷，而是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处理问题时的冷漠态度。大萧条期间，胡佛政府最大的失误，就是面对危机不知变通，固守教条，不积极作为。其实，胡佛并非完全不作为，但他坚守不干预主义的政策底线，反对联邦政府直接介入生产活动和社会事务，期待通过政府引导，依靠社会层面、地方与州政府的努力度过危机。他曾亲自主持劳资协商，力促劳资合作，但很快遭遇失败；也曾向各经济部门提供贷款，但数额很少、条件苛刻，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还曾设立公共工程，呼吁各州和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工程，但当国会通过由联邦对个人提供直接帮助的立法时，胡佛却否决了它。大萧条源自自由体制的根本矛盾，胡佛政府却只停留在间接、外围的行动上，拒不进行体制性的调整，结果导致了危机的延续。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民众越来越急切的自我作为，不时以小规模的骚乱对政府施压，一次严重的冲突是一万多失业退伍军人向华盛顿进军示威，要求补发退役费所引起的武力冲突，胡佛政府动用装备着机枪和坦克的军队才将示威者驱散。

　　不过，这样严重的冲突在大萧条期间也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胡佛政府虽然“不作为”，却也没有“反作为”，即通过权力的不规范运作为自身牟利。人们虽然抱怨政府未能终结危机，但并不认为是政府制造了危机。同时，美国的选举政治为民众留下了选择余地，使多数人将变革的希望寄托于选票而不是子弹。

　　自罗斯福新政以后，胡佛式的不作为现象再未出现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众的注意力先是被总统大选吸引，不满的情绪、变革的愿望在投票中得到释放，将以“变革”为口号的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奥巴马上台后，立即推出了经济刺激方案，并在金融监管、医疗保障、教育、能源等领域铺开全面的改革，使危机初期的社会情绪得到及时纾解。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实际效果成为影响民众心理的主导因素。奥巴马政府因改革进度迟缓，尤其是未能有效解决失业问题而备受诟病，支持率下滑，纽约等地还出现了号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对此，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奥巴马的改革成效不佳，很大程度上与共和党的阻挠有关，而共和党本身也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意愿。这样，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就分散为多元利益集团之间、一部分民众与另一部分民众之间的矛盾，非理性的暴乱由此被多元利益集团在体制内进行的博弈所代替。其实，抗议华尔街的活动只是美国民众表达意见、发泄情绪的一种正常渠道和常规形式，不同于暴乱。参与者的心态相对平和、理性，整个活动杜绝暴力，组织有序，对工会的加入抱有友好但疏离的态度。而且，这场抗议运动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影响，也正是受益于其行动的有限性，只有有限的目标，才能最大程度地综合主流社会的态度和意愿，而活动一旦升级为暴乱，很快就会走到终点。其次，抗议活动不提具体目标，只求表达意愿，这意味着民众将实际作为的任务留给了政府，民众要占领的是“华尔街”，而不是“华盛顿”，就表明民众对政治秩序的基本信心；而奥巴马政府对此作出的积极回应，则意在展示政府的作为意愿，并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将抗议运动之火引向共和党，借此促成自身改革目标的实现。这样的政府，即便无法取悦于全体民众，却也不至于使国家政权受到威胁。

　　社会价值取向：自由还是平等

　　社会价值取向是影响社会心态的诸多因素中最复杂的一个，它可以改变制度环境和政府行为作用的方向和效果，为社会心态的变化增加变数。

　　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中包含着自由和平等两个要素。传统自由主义偏重于自由，认为社会平等是一种客观现实，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奋斗和自由选择权；修正自由主义更强调平等，认为平等权利是个人发展的关键，而这必须通过改造社会来实现。大萧条以前，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一直是传统自由主义。但是，这种价值观在大萧条期间受到深刻冲击：大范围的长期失业使人们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平等根本不存在，成功靠的是“门路和幸运”，失败是社会体制的弊端所致，与个人努力无关。因此，个人奋斗的精神削弱了，通过集体行动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有所增强。于是，原本对福利制心存厌恶的美国人在免费食物领取处排起长龙，通过小规模集体行动、甚至诉诸暴力为自身争取权利。

　　罗斯福新政以后，以平等为取向的新政自由主义正式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府干预的不断加强，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平等化取向也日益强化。但是，这个趋势被始于80年代初的里根改革打断了。作为新右派代表的里根总统，上台后全力推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恢复自由市场竞争机制。随着竞争体制的恢复，美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出现了“自由化”的回潮，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竞争体制再次遭到猛烈抨击，平等化的价值取向有所复苏，“拯救人民，而不是华尔街”、“占领华尔街”等口号的提出就是这种平民主义心态的表露。不过，这一时期的自由体制并未像大萧条时期那样陷于瘫痪、停摆，基本上维持着正常运行，失业率虽然高达10%，但只要坚持，还是能找到工作的。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一直置身于竞争压力的漩涡之中，因而对于危机带来的压力能较快适应。因此，今天的美国人虽然也批判社会不公，但多数仍秉承自由取向的价值观，工作意愿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强了，力图通过更大的努力、更好的表现找到理想的工作或保住饭碗，维持体面的生活，不愿将时间浪费在牢骚抱怨、寻衅滋事中。

　　价值观念的平等化转向起源于自由体制出现问题之际，有助于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但是，一旦政府干预过度，抑制了自由竞争、形成了保护主义，就会腐蚀自由独立的精神和责任意识，助长社会依赖心理，这不但将削弱社会竞争力，还易于导向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在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尽管其社会保障水平远高于美国，但由于民众的依赖心理很强，所以当经济危机将福利改革提上日程、损害其切身利益时，社会心态的波动反而比美国大得多。因此，健全的制度体系并非保障越多越好，而是要达到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平衡；负责任的政府也不是要替代社会，而是要维护机会平等，支持社会独立，促成自由精神与平等意识平衡发展的价值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经济危机有时是不可控的，但社会与政治危机却是可控的。健全的制度体系、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平衡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塑造健康、成熟的社会心态，在外部经济危机与内部社会秩序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层，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