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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危机”是制度危机吗?

发稿时间:2016-05-11 00:00:00  

  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重大的变化。以前的批判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呀,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呀,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呀,民主制度是保护富人,欺压穷人的制度呀,等等。所以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路。也就是说,以前批判资本主义是从平等的角度出发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能够取得这种发展,明显与我们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关。如再运用传统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批判资本主义,无异于是在批判我们自已,也无法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喝赞歌。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是稳定中国现行制度,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需要,是一些“学者”的任务。所以必须另寻批判的路径。正好,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为我们从效率角度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批判,不仅与以前的批判存在矛盾,也与经济规律,经济常识相违背。

  一,西方国家的“发达”是西方国家“危机”的根源

  先不说西方国家为什么发达,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没能很好的回答西方国家为什么比其它国家更发达。但讨论这个问题牵扯的方面大多,费时费力,所以暂搁一边。我们先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发达,当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一个国家的发达,首先表现在商品增加,当商品在本国出现饱和时,发达国家要维持经济发展,必然寻求商品的扩张。取消贸易管制,打破国家权力对商品市场的分割,正是发达国家率先提出的。商品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流动,无疑可使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同时也使发达国家更发达。但是,当这种发达达到一定程度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本在不断提高。A,生产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与资源并不全在发达国家,提高了发达国家的采购成本。B,生产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与市场在全球,提高了发达国家的销售成本,C,由于发达国家的发达,人民收入普遍获得提高,相比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生产的劳力成本在提高。而且劳力成本的提高是发达国家生产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提高是相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不发达国家拥有资源市场的低成本优势,而且由于不发达,人民收入低,还拥有劳力低成本优势。当发达国家的高效率不能对冲资源市场劳力的高成本时,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转移。产业转移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一是生产低成本,技术高收益的选择,使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流向不发达国家,投入在地城上的变化,带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二是不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以劳力成本低为主的生产成本低带来产品价格低(非生产效率高带来的产品价格低),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市场份额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遏制并减少高劳力成本产品的市场份额,从而萎缩高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某些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低劳力成本地区或国家(不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增长。一萎缩一增长也是一种产业在地城上的转移。

  显然,产业转移具有此消彼长的效应。如果中国代表不发达国家,美国代表发达国家,则中国制造的崛起,意味着美国制造的萎缩;中国就业岗位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中国GDP的增长,意味着美国GDP的潜在下降。这是现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缓慢,不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加速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经济因技术创新,和服务产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可带来经济增长,但这种产业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制造业小。制造业的停滞和萎缩,是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同样,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有非制造产业,如农业,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推动,但显然,制造产业不但是直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而且其引领和对其它产业(如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这里存在一个拐点。当发达国家生产的边际成本超过不发达国家时(生产的高效率不能对冲生产的高成本),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中,不发达国家出现生产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就会由商品输出型国家转变为资本技术输出型国家,不发达国家则成为商品输出国,外在的表现是发达国家由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资本技术输出不会带来本国经济增长,甚至潜在的减少本国经济的增长,却会加快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主要是由不同国家生产成本之间的比较带来的,而非是生产效率的降低,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制度或文化的什么无关。

  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发达”,而不是“生产效率”或“创新能力”降低,所产生的“危机”,能是危机吗?作同样的推理,只是由于中国的“不发达”,而不是“生产效率”或“创新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奇迹”,能是奇迹吗?

  但产业转移既然是国家间生产边际成本的比较带来的,只要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高于其它国家,那么产业转移,可以拉近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却不可能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除非它的生产效率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会因产业转移而消失,最终会表现在生产效率的差距上。当发达国家生产的高效率能够对冲高成本时,产业转移就会停止。所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国家,都是生产效率不能提高的国家,它们借助产业转移,很容易进入“中等收入”,却由于生产效率没有提高,只能停步于这一水平。中国能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完全取决于生产效率能不能赶上和超过美国,而“西边的太阳”是不是“快要落山了”,也取决于它们的生产效率是不是会下降。

  二,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发展速度低于不发达国家的学习性发展。

  我们常说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除了后发国家的低劳力成本优势之外,还在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的发展,相对于先发国家的创新性发展是一种优势。学习明显比创新更快。创新是一个向各方面探索和试错的过程,充满着不确定和偶然性,因而是缓慢的。学习则有固定的方向,学习性发展,通过对现有成熟理论的学习和具体化,或对现有器物的模仿,或更直接的技术引进和购买,可获得比创新性发展更快的速度。先发国家没有学习性发展,它们不但在科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处于世界前沿,而且在实际的生产技术上也处于世界前沿。所以才叫先发国家,只有后发国家才有学习性发展,因为学习更快,所以是后发国家的优势。

  我国的报刊上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发明汽车和汽车制造技术发展汽车产业,比学习或购买现成技术发展汽车产业,其难度不知要高多少倍。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能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不是先发国家的骄傲?

  学习性发展优势,即使在不实行开放的国家中,也明显存在。比如中国或朝鲜的原子弹制造。当一个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时,领导的意志,能够集中最大的人力物力,通过前面所说的学习过程(成熟理论的学习与具体化,器物的模仿,技术的购买与引进),容易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功。但这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越(当然从办成功领导偏好的某一件事的角度看,比一盘散沙更优越),本质上仍然是学习比之创新更快的优越。而创新却不是集中人力物力就一定能成功的。人力物力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创新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资金投入,不会有创新,但有资金投入并不等于一定有创新。同样,没有知识没有大学不会有创新,但有知识有大学也不一定有创新。爱迪生的发明,不是给予了他多少钱,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识,而是他天才的灵光闪现。只有当个人的思想得以完全自由时,才可能有尽可能多的创新出现。科技的发展也不是平稳的线性发展,它具有跳跃性,偶然性。

  显然,学习性发展确实是后发国家的优势,也一定会带来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先发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达到最先进,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依赖创新,创新的艰难与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很快。或许由于某一重大技术突破(如信息技术的突破),可带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较快发展(如上世纪后期信息产业的发展),但这种突破不是规律性的一定会有,它具有偶然性,起码在时间即何时出现上具有偶然性。所以,发达国家有时发展很快,有时却显得停滞,取决于它们的创新。不发达国家则可不依赖创新也可带来经济发展。它们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不存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体制上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一定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用时新的话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应该是体制优势最本质的体现。一种体制或模式如果不能使人民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那这种体制便不是最好的体制。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能证明体制优越。比如依靠低劳力成本优势,比如依靠自然资源优势,比如依靠后发的学习优势,带来的经济较快发展,都无法证明其体制一定优越。“中国奇迹”来源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的学习和购买,却少有创新,活力在何处?如何向世界推销“中国模式”?相反,美国虽然经济发展缓慢,却是世界公认的最有创造力的国家,在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仍能通过创新获得一定发展速度,想来决不会“日薄西山”。

  把因学习型发展带来的更快速度,创新型发展难以速度很快,作为歌颂中国体制,批判西方体制的依据,忽视了学习比创新更快的常识。并不具有说服力。

  三,西方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是人民幸福的体现

  2012年,中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访问美国,关于美国经济有一段话,大意是:你们人力成本高是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无异于一名不通过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反而试图阻挠其他跑道上的对手的跑步选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