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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如何打破“权钱交易”逻辑

发稿时间:2015-03-12 00:00:00  

【摘要】俄罗斯官商勾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原因,跟私有化过程密切相关。从私有化脱胎而来的大企业、大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的、自然形成的经济主体,而是“催生”的结果。俄罗斯国家打击寡头的做法,也可以解释为打破官商勾结的一种努力。

【关键词】俄罗斯   官商勾结   私有化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俄罗斯“脱胎于”苏联解体,迄今已过去近十分之一世纪,国家建构的过程远未完成。在俄罗斯,政商关系呈现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在“官”与“商”之间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前者。这里所谓的“商”,指的是大企业、大资本。俄罗斯经济的特点之一是中小企业发展水平较低,且集中在商业和一些小型生产领域。在发达国家,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占60%-80%,而俄罗斯中小企业仅提供11%-12%左右的就业岗位,从政商关系的角度看处于不利地位,是盘剥的对象。俄罗斯大企业、大资本与政府的关系对于理解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意义。

打破官商勾结的一种努力:打击寡头

俄罗斯学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对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官商勾结是普遍现象。这个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原因,跟私有化过程密切相关。

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产实际上被“内部人”以象征性的价格收购。有研究表明,在1992-1994年的私有化期间,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以72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内部人”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虽然私有化在形式上是市场行为,但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收购是无法完成的。

显而易见,从私有化脱胎而来的大企业、大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的、自然形成的经济主体,而是“催生”的结果。私有化期间所出现的企业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前者充当后者的代理人和名义上的持有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家成为所谓“寡头”,试图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试图摆脱控制,反过来通过收买的方式控制权力。而俄罗斯国家打击寡头的做法,也可以解释为打破官商勾结的一种努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封闭的群体,把职务行为看作是一种生意。因此,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治理效率,要求官员严格守法,要求他们向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200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再次指出,国家要继续提高公务员的声誉,继续支持企业。但是,拥有亿万资产的商人和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该知道,如果他们从双方的特殊关系中非法获利,国家不会坐视不管。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从行政程序、政府职能,包括对行政许可、企业注册登记、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等角度试图对政商关系进行规范,通过立法厘清权力的边界。包括建立企业注册的“一个窗口”等制度减少行政壁垒和寻租空间。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改革和调整所取得效果并不明显。而现阶段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正式的、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之外,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大量的非正式制度在调节经济关系。

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不完善。有俄罗斯学者建议,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权力更替来打破原有的政商联系。同时,政府需要大幅度减少行政壁垒,建立正常运转的市场机制(游戏规则)。

俄罗斯官商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产权组织的无效

官商勾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扭曲是显而易见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经济结构调整迟迟不能完成,经济现代化进程迟缓,腐败规模巨大,严重影响经济的竞争力和投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缺失。

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有效的产权组织能够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甚至可能缴纳更多的赋税供统治者支配。但是,有利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却不可能建立在有效的产权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无效的产权组织之上。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快速发展时,有可能削弱无效的产权组织,从而对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构成挑战。因此,统治者有可能有意识地保护无效的产权组织而遏止有效的产权组织。而当有效的产权组织发展受到遏制时,整体税收就会减少,因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收到限制。国家不能发展,是统治者和民众双方的损失。

当然,俄罗斯政商关系的状况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在发达经济体,政商之间的关系也呈现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是,俄罗斯的政商关系,官商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产权组织的无效。或者说,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尚未建立有效的产权组织。显而易见,这种情况不符合俄罗斯国家长远的发展利益,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