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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

发稿时间:2019-11-15 14:06:25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杨原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竞争会沿何种路径演化?是持续对抗,还是对抗不断升级,还是逐渐缓和?是否存在决定两极战略竞争走向的内在规律?

  (一)经验困惑

  国际关系学界对两极体系的现有理解压倒性地来源于美苏冷战这一个案例。①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有理论认为,美苏冷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国际实力分布的两极结构。② 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序言中说:"冷战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有在该系统崩溃的时候冷战才能结束。"③换言之,苏联解体致使两极结构终结才导致了冷|战的结束;①只要两极结构存续,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危机就会持续发生。⑤ 但事实上,在早于苏联解体的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就已经正式宣布:"冷战结束了。"⑥更有观点认为,早在戈尔巴乔夫决定大规模裁军和不介人东欧变革的时候,冷战就已经结束了。⑦ 按照这种观点,两极结构就不是冷战的充分条件,冷战可以在两极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结束。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冷战结束的时间节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竞争最终演化为一| 种更富合作性的关系却是历史事实。① 两极结构没变,为什么两个极的关系变了?

  读者可能会说,之所以有这个困惑是因为我们是以结构现实主义为参照的,或者是因为美苏冷战比较特殊。可是如果跳出结构现实主义的窠臼和美苏冷战这个孤例,我们对两极体系认识的迷茫感只会更加强烈。对于 实力分布与和平稳定之间的关系,均势理论和霸权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②在均势理论内部,对于两极结构是否真的有助于维持和平,同样众说纷纭。③回顾历史上的其他两极体系,有时两极之间大战频仍且规模不断升级(如罗马与迦太基),有时又能(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保持一个多世纪的长和平(如宋与辽),有时两极关系能够从激烈争斗进化为相对和平(如晋与楚),有时又能从保持现状退化为无限战争(如雅典与斯巴达)。④体系结构都一样,体系进程和结果却千差万别。显然,没有哪个现成的理论能够对这些两极体系同时作出解释。但我们仍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和机制决定着两极体系下两个极的战略互动走向.

  (二)现实关切

  | 在理论界尚未对两极体系的过程得出真正清晰认识的情况下,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美苏两极的结束,学界对这个重要议题的研究迅速归于沉寂。

  |然而,欠下的功课终究需要补上。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持续,一个由中美两国定义的新两极体系正扑面而来。①中美两国关系会因这次结构变化而向何种方向发展,将是整个21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的最核心关切。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我们所能借助的理论工具居然仍来自| "遥远"的20世纪,我们最常参考的历史经验居然只是美苏冷战这一个孤例。

  受美苏两极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战略竞争"来锚定| 当前的中美关系③,中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正在成为战略界的主流看法①。"战略竞争"一词在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有着特定的内涵,包括三个构成要素:一是有一对成员相对稳定的对手,二是彼此感知到对方的敌意和威胁,三是对彼此未来的冲突性互动有共同的预期。①尽管对于"战略竞争"的精确定义学界还有争论③,但它区别于国家间一般性战略互动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处于战略竞争中的国家愿意牺牲自己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以剥夺其对手的可能收益③。从这个意义上讲,2018年美国从相对收益出发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以抑制中国发展,或可看作中美两国进人战略竞争的一个标志。

  那么,中美战略竞争的前景是怎样的?是会不断升级从而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甚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有机会走出恶性竞争,实现缓和与合作?要想对这些预测性问题作出可靠的回答,亟须发展和更新两极体系理论。

  (三)两点说明

  1.为什么研究问题限定在两极结构下?

  除了上面提到的现实相关性外,设定这个前提还因为从理论上讲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缓和的难度大于多极体系。根据现有研究,当同时面临多个战略竞争对手时,国家会根据对手的威胁大小和相对实力差距作出策略性调整,向次要竞争者作出让步以集中资源应对威胁最紧迫的竞争者。①在导致大国战略竞争终止的原因中,除了自身战败或实力衰落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新竞争对手或威胁的出现。②而根据"两极体系"的定义③,对于定义两极的那两个超级大国来说,除了对方以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对自己构成实质性威胁,这样就不存在这两个国家因为要对付更大的威胁或新威胁而缓和彼此之间关系的情况。排除第三方干扰后,两个超级大国的互动更有可能锁定在彼此冲突、持续对抗的恶性轨道上,而如果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都存在令两国竞争走向缓和的机制,那么更一般意义上的两极关系就更不存在"注定一战(或冷战)"的宿命了。

  2.什么是"大国"?

  大国的战略竞争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大国"(greatpower)作出明确的界定。一种常见的对"大国"的理解是将其划分为能够构 成体系一极的"超级大国"和"次等大国"(second-ranking great powers)两 类。①还有一种做法是对"大国"作狭义的理解,将其仅指代那些能成为体系一极的国家。② 本文采用第二种定义,"大国"仅指那些能够成为体系一极的超级大国。本文将不加区分地混用"大国""超级大国""极"三个术语指代同一类国家。除了"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尽管其规模和实力存在差异,在本|文中均统称为"小国"。

  (四)研究方法和理论发现

  本文综合运用形式模型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形式模型方面,本文借 鉴演化主义路径广泛使用的不对称鹰鸽博弈,建立了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模型,计算得出不同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y stablestrategy,ESS),并用复制者动态模型对演化过程进行动态模拟。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可供研究的两极体系数量有限,难以作大样本统计和定性比较分析,又由于各案例历史背景差异很大,无法作严格意义上的受控案例间比 较,因此本文选择序贯访谈法(sequential interview)。这种方法既可用于真实的访谈,也可用于案例研究,其核心思路是直接从任意案例入手,寻找该案例所反映的因果关系,然后选择另一个与之前的案例有相似因素的案例,看是否有新的事实被发现,直到考察的内容和结果开始出现重复,由此即可得到关于所研究问题的相对完整的认识。①

  本文的模型分析显示,只要竞争的成本与竞争目标的价值两者的比值足够高,无论目标占有方在竞争中获胜的概率有多大,这种相机策略(如果是占有者就选择强硬对抗,如果是争夺者就选择退让)都能成为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占有方获胜的概率越高,这种策略成为演化稳定策略的门槛就越 低。这意味着,大国战略竞争存在内生性的自我"刹车"机制,当成本一价值| 比足够高时,这种"刹车"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促使竞争双方尊重彼此现有的权力范围,降低大国间的军事对抗程度。案例研究先后考察了五个两极案 例,空间横跨东西方,时间覆盖上古、中古和现代。结果显示,多种具体因素 会影响战略竞争的成本一价值比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真实的两极世界中大国战略竞争的过程千差万别,但不同的演化过程都遵循上述模型所揭示的演化机制。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除本部分外,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与两极战略竞争有关的现有知识;第三部分建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大国战 略竞争缓和的条件;第四部分运用序贯访谈法考察两极体系案例,检验真实世界中两极战略竞争过程是否遵循本文博弈模型所揭示的演化规律;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现有知识的不足

  为更好地厘清我们在"两极体系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变规律"这个问题上| 已知和未知的边界,本部分将简要地批判性回顾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现有认识。

  (一)两极战略竞争

  对于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战略竞争来说,权力转移理论似乎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天然框架。①但需注意到,权力转移范式本质上是将复杂曲折的大国战略竞争高度简化为一场大决战以及双方为准备这场大战所做的准备。在权力转移模型中,那场可能发生的体系战争(霸权战争)将一次性地、并且是决定性地确定霸权的归属。②但问题是,真实世界中很多时候并不存在这种大决战,有时崛起国和霸权国能够长时间共存,有时两国会频繁发生有限战争但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优势。在崛起国和霸权国长期相持共存的 情况下两国互动的过程和趋势如何,权力转移理论所能告诉我们的十分有限。

  与权力转移学派不同,均势理论对两极体系的研究以承认两个实力接近的大国可以长期共存为前提。两极体系研究的核心议题是两极结构是否 比其他类型的国际结构更稳定,相关探讨构成了已有的关于两极体系的知| 识的主干。尽管如此,目前我们对两极结构对两个极的战略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不甚明了。

  首先,两极稳定论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究竟分别指涉什么,学界的认识一度存在混乱。"极"有时指体系中的一级大国,有时又是指联盟集团。①不少学者对"两极"(bipolarity,两个超 级大国)和"两集团化"|(bpolarization,两个联盟集团)的区别缺乏清醒自觉的意识,经常混杂使用。②"稳定"同样有多种理解,有时指不发生战争或世界大战③,有时指体系的无政府性以及决定体系结构的"极"的数量不发生改变④,有时又是指体系成员都保持独立而不被其他成员吞并⑤。其次,即使按照狭义的、与本文议题相一致的定义,两极结构本身究竟能否决定两极的安全状态,学界对此依然分|歧严重。既有坚持两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⑤,也有对此提出质疑的⑦,也有认为两极结构没有特殊性、不是和平的必要或充分条件的①。总之,仅从体系的两极结构状态出发,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该结构下两极的战略竞争过程。

  (二)战略竞争的驱动机制:观念还是物质?

  |建构主义认为,决定国际政治结果和国家行为的根本因素是居于主导| 地位的观念结构。由于观念是由施动者在互动实践中建构而成的,因此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主导性的观念结构发生变化时,国家行为也将因之发生相应的改变。正是基于这种理论认识,建构主义关注并声称能够解释国家互动的过程和体系的变化。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身份、联盟、军事技术甚至特定武器都具有社会建构的属性,因此具体层面的冲突同样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②;作为战略竞争最主要诱发因素的领土争端,同样可能源于社会建构③。主流建构主义对体系变化的认识存在鲜明的目的论和进步主义的历史观①,基于这种认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似乎可以通过长期的互动 逐渐消除敌对和竞争观念,实现缓和。

  但问题是,观念是否真的是所有战略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已有学者从社会建构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战略竞争的产生原理做了专门性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化中的社会证据启发(social proof heuristic)和认知失调 减少(dissonance reduction)是促使国际竞争产生和延续的重要机制。但同时,该理论也指出,国际体系中位于实力排序顶端的大国所面临的社会化压力比其他类型的国家都要低,大国与大国间竞争的主要驱动机制还是物质层面的理性计算。②

  退一步讲,即使假定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同样主要受观念因素的驱动,建构主义的乐观预期仍然不能让人放心。首先,建构主义对体系变迁的理论解释本身存在缺陷③,其进步性理论预期与许多经验事实相悖。例如,中国春秋时期近乎于洛克式的大国互动模式并没有进化出康德文化,反|而退化为战国时期残酷恐怖的霍布斯文化。①事实上,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本 身所承认的,建构主义实际上只是指出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认为变化是容易的。相反,由于社会建构具有不断复制并对社会实践进行训练(discipline)和监督((police)的力量,因此一旦某种观念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结构,国际政治的变化将变得非常困难。①

  其次,观念同样可能导致冲突,社会互动同样可能建构并固化敌对文化。根据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Lebow)的国际政治文化理论,导致国 家间冲突和战争的第一动因正是荣誉和地位这种非物质性动机。② 根据塞 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的现实建构主义理论,在现实生存理念下,社会互动和观念建构机制将建构政治冲突,并将国家行为导向现实主义逻辑。③ 根据本·莫尔(Ben D.Mor)的研究,如果早期冲突事件与国家安全观念的某些组成部分相结合,国家将产生一种长期的威胁感,导致竞争迅速陷入僵局,由此又会导致观念与现实的自我强化,从而使信念、行为和结果陷入稳固的恶性循环。①总之,从观念和社会建构的角度,我们并不能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过程和趋势作出可靠的判断。

  (三)战略竞争过程:不断升级还是逐渐缓和?

  出于对宏观理论忽视国家互动过程特别是负面互动过程的不满,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批学者转而专门研究国家间的战略竞争(rivalry)。

  这一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战略竞争的过程是怎样的?究竟是会随时| 间的持续而不断固化竞争关系、不断升级冲突水平,还是会逐渐缓和或者增加竞争结束的可能性?

  绝大部分学者持前一种论点。加里·戈茨(Gary Goertz)和保罗·迪赫(Paul F.Diechl)指出,国家间一旦形成持久性竞争,平均持续时间将超过40 年。①在持久性竞争中,冲突和对抗水平既不随时间递增,也不随时间下降,而是保持大致水平的走势,而且这种走势基本不受国家主观干预的影响。

  | 两位学者将这种模式称为间断性均衡模型(punctuated equilibriummodel)。② 布兰登·瓦勒里安诺(Brandon Valeriano)认为,引发战略竞争的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采用所谓"权力政治战略"(power politics strategies)应对竞争对手的威胁和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一旦使用了这些战略,这些国家就将被锁定在竞争关系中,除非这些国家停止使用这些权力政治战略,否则竞争将不可避免,也无法消除。③

  更悲观的观点认为,战略竞争一旦形成,其冲突程度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升高并最终导致战争爆发。这种演化模式被 称为"火山模型"(volcanomodel)。④ 保罗·亨塞尔(Paul R.Hensel)认为,战略竞争的冲突水平会随| 时间逐渐增加;一对对手的冲突历史越长,他们的竞争关系往往越容易被锁定,未来的冲突也将愈加难以避免。⑤ 迈克尔· 麦金尼斯(MichaelMcGinnis)和约翰 ·威廉姆斯(John Wiliams)认为,在竞争中.信仰体系和 官僚政策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得愈发强硬,从而使竞争行为愈发难以消除。

  大卫·德雷尔(David R.Dreyer)指出,当战略竞争涉及多个议题时,争议议题的累加会不断强化竞争双方对彼此的"敌人"认知,同时也会增加竞争所牵涉的总体利益,从而使竞争愈加难以停止和弱化。①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战略竞争的冲突水平并不一定会随时间推移而固化或升级。克劳迪奥·乔菲-雷维拉(Claudio Cioff-Revilla)的实证分析显示,战略竞争的结束概率是一个关于时间的J型函数,亦即战略竞争结束的可能性随时间递增。②斯科特·本内特(D.Scott Bennett)也发现,战略 竞争存在"正向持续时间依赖"(positive duration dependence),战略竞争持续时间越长,其结束的可能性越大。③ 但本内特自己也对这一发现感到困惑,认为这个规律有待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尽管学者们对于战略竞争进程趋势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在如何改变既有竞争状态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学者们普遍认为,要改变或停止战略竞争,需依赖外部环境的重大改变。戈茨和迪赫认为,持久性竞争非常稳定,要想打破这种冲突反复出现的稳定模式,必须引入某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例| 如世界大战、领土变更、国际实力分布变化、内战、民族独立等。⑤ 詹姆斯·莱西(JamesLacey)也倾向于从结构层面理解战略竞争的演变过程,他认为大国战略竞争源于某种重大的系统性冲击,除非体系内出现新的更危险的威胁,或者原来竞争的某一方被彻底消灭,否则战略竞争关系将被锁定并且会不断加强。①约阿希姆·伦茨蒂赫(Joachim K.Rennstich)认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强度取决于战略竞争所处时代的经济特征,当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部网络联系、贸易和制造的国际相互依赖程度高时,战略竞争的成本大,因而战略竞争的频率和烈度低;反之,竞争频率和烈度高。②

  应当承认,外部环境的确会为国家的战略竞争设定具体的客观约束条件,重大外部事件也的确会对国家间的互动进程产生冲击。但同时也应注| 意到,在外部环境保持稳定不变的情况下,国家间战略竞争的走势仍然会出现显著波动甚至转折。这提示我们,可能还存在影响竞争过程的内生性机制。此外,在无政府体系中,塑造和冲击体系环境的最大力量来源是定义国际结构的那些"极",如果说体系内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极"与"极"之间是和平(合作)还是战争(冲突),那么对于"极"与"极"关系 本身来说,又是什么力量决定了它们的变化和走势?现有研究基本上忽略了这个问题,而这正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模型

  (一)理论准备1:战略竞争的直接目标是权力的物质载体

  建立大国战略竞争模型需要确定大国竞争的支付函数,为此必须明确大国战略竞争的目标,即大国为了什么而竞争。传统观点认为,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动机和核心原因是土地。③ 事实上,包括大国战略竞争在内的绝大多数国际冲突及战争都受土地空间因素驱动或与其直接相关。①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除了土地以及以土地为载体的物质利益,大国同样追求地位这种不能完全还原为物质的象征性因素,地位是战略竞争的重要动机。①迈克尔·克拉雷希(MichaelP.Colaresi)等学者因此将战略竞争划分|为空间竞争(spatial rivalries)和位置竞争(positional rivalries)两类,前者的主要竞争目标是领土和土地,后者的主要竞争目标是地位。

  |尽管领土并非大国竞争的全部,地位同样是甚至有时还是更重要的竞争目标,但是地位、荣誉这些象征性利益归根结底需要通过权力的空间范围(土地)来体现。这是由权力的基本内涵决定的。权力是关系型概念,是让他人做其原本不愿做的事情的能力。①权力所赋予的支配地位,只有在控制|与被控制、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就无所谓是否拥有权力,无所谓地位高低。而人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空间(土地)之上,因此国际政治中一国地位高低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其所能影响和控制的空间范围的大小。正因如此,即使是位置竞争,引发 冲突的直接原因也往往是对土地的争夺。②事实上,土地除了资源和战略位置等物质性价值外,其本身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性价值。③ 位置竞争只有按照地域范围(比如全球性、地区性、地区一全球性等)进行分类才能准确地加以分析和理解。④

  简言之,战略竞争包括了空间竞争和位置竞争,而位置竞争同样离不开对空间的争夺。因此大国的战略竞争往往同时混合有地位和空间两种动机。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位置竞争所争夺的具体空间形式 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对空间的争夺本身。古代大国争夺更多的是领土本身。近代大国则将拥有更多的殖民地作为赢得和证明自身权力地位的重要途径。①二战后,美苏冷战的争夺焦点是双方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冷| 战后,无论是北约东扩还是"重返亚太",无不是美国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动机在地缘空间上的反映。即使是目前看起来似乎最不在乎地缘政治利益的特朗普政府,也从未有一刻放松过对南海、台湾等地区的军事关切。②总之,土地作为权力的最基本物质载体,是战略竞争的基础性目标。

  此外,对空间的争夺决定了战略竞争强度的上限。统计研究表明,凡是没有引发战争的战略竞争都不涉及领土争端。③换言之,领土争端是战略竞争引发战争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领土问题更容易导致冲突升级④,更容易引发军备竞赛⑤和对抗性军事同盟生成⑥;涉及领土争端的战略竞争比仅涉及其他争端的战略竞争持续时间更长且更难解决①。将竞争目标限定于土地争夺,是理论研究须首先聚焦于最敏感、现实影响最严重问题的应有之义。

  (二)理论准备2:战略竞争是有成本的

  任何战略竞争都是在互动中进行的,换言之,竞争双方都清楚自己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对方的收益,并且知道对方会根据自己的行动而作出相应的反应。② 这意味着,任何针对竞争对手的进攻性策略都会不可避免地招致对手的反制,这种反制将会在不同程度上给进攻者施加成本。进攻性 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对外扩张以确保自身生存③,但实际上,对外扩| 张会招致其他国家的反抗和制衡,由此带来的成本有时会远远超过扩张的收益。事实上,以进攻性战略谋求体系霸权是历史上少数几种能够将有潜 力竟标霸权的大国推向亡国边缘的途径之一。④一项关于国家地缘政治竞 争的计算机模拟研究也表明,贪婪的武力进攻和征服策略通常不会得到预期的回报。⑤

  即使不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长期保持竞争和对抗状态同样需要支付高昂成本,比如必须持续高度关注对手的情报、规划和其他政策制定;维持更大规模的常备军,购买或者制造军备。此外,持续的战略竞争还须承担显著的机会成本,比如失去与竞争对手及其盟友的贸易和其他合作机会。①除了军事和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甚至会对战略竞争起到更为关键的"刹车"作用。国际竞争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竞争国国内政 治会对国际竞争产生重要影响。②显然,战略竞争的物质成本越高,国内观 众对未来战略竞争的支持度就会越低,继续战略竞争的政治成本就越高。③实证研究也显示,战略竞争中暴力的使用程度与冲突后和平的持续时间呈 正比。④即使战略竞争升级为无限战争,双方不计一切成本只为消灭对 手⑤,这种情况仍然要受到双方可用总资源有限这个根本物质条件的|约束⑨。

  总之,战略竞争过程中采取进攻性、对抗性策略固然会帮助竞争者在某些情况下占据主动,但也将不可避免地承担相应的风险和代价。相反,选择防御性甚至退让性策略固然有可能将竞争优势拱手让与对手,但却也能因此而规避相应的成本,从而使自己更有可能在竞争中坚持得更久。正如下面的演化模型将要展示的,高对抗性战略竞争有高昂成本,这是导致大国战略竞争不会持续升级、不会一直维持高强度对抗的根本原因。

  (三)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主义路径对战略竞争的理解主要基于两方面认识。一是真实世界中的决策者都是有限理性的①,受认知能力、情感、信息、组织程序等因素影响,行为体的决策并不完全依据精确的理性计算②。二是决策者在多轮互动中会主动或被动地试错,通过系统筛选"遗传"下适应性高的策略,"淘汰"适应性低的策略。主动试错主要指决策者的学习。通过学习,竞争双方可以 逐渐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校正自己的策略选择。③被动试错则包括了| 国内政治压力和国家自身兴衰两种机制。错误的、成本高昂的策略选择会| 引发巨大的国内反对力量,甚至导致国家本身的覆灭,从而逆向筛选出相对正确的策略选择。基于这两点认识及前面的两点理论准备,本节借鉴演化 主义路径所广泛使用的不对称鹰鸽博弈模型①.就两极体系下的大国战略竞|争建立如下模型。

  假定A国和B国是两极体系的两个"极",两国为争夺土地控制权展开战略竞争。在每次竞争中,A国要么先于B国行动,已经控制了所争夺的土地,此时A国是该土地的拥有者;要么被B国抢先,此时A国是该土地的入侵者。

  进一步假定,在每次竞争中A国作为拥有者和入侵者的概率相等,B国同样如此,且两国都知道彼此的角色。② 两国理论上都有4种可选策略,分别是无论自己是拥有者还是入侵者,都选择对抗到底(HH);自己如果是拥有者则选择| 对抗到底,如果是入侵者则选择退让(HD);自己如果是拥有者则选择退让,如果是入侵者则选择对抗到底(DH);无论自己是拥有者还是入侵者,都选择退让(DD)。当双方都选择退让时,双方各有一半的概率获得该土地。当一方选择对抗到底而另一方选择退让时,前者获得该土地。当双方都选择对抗到底时,会爆发战争,胜者获得该土地,但双方都须承受战争的成本。③设拥有者获胜的概率为0(0<0<1),该土地对 A国的价值为V(V>0),| A国的战争成本为C(C>0)。④A国在竞争中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以计算出不同情况下该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策|略的基本含义是,该策略具有比其他策略更高的适应性,因此它可以阻止其他变异策略的入侵,使得行为体稳定地保持选择该策略。①设F(i,j)表示遇到策略j时策略i的支付值,根据定义,如果对于所有的策略j(j=1,2.…· n.j≠i),都有F(i,i)>F(j,i),那么策略i就是该博弈的ESS。根据这一标 准及表1的支付值,可以计算出不同情况下大国战略竞争博弈的ESS(参见表2)。

  如表2所示,无论拥有者获胜的概率0值是多少,只要y值足够大|(>1-g),HD都能成为博弈的ESS(见表2中粗体字内容)。这意味着,| 只要战争(相对于所争夺土地的价值)的成本足够高,在多次长期的互动中,大国将通过不断主动或被动试错,摒弃一味强硬的HH策略,转而选择这种相机策略(如果是拥有者则选择强硬,如果是入侵者则选择退让)。当双方都选择HD策略时,客观结果是双方都尊重对方已有的权力范围,双方关系 将从战争和激烈对抗转为和平与稳定。不仅如此,0值越大,亦即土地拥有者在战争中获胜的概率越高,HD成为ESS的门槛1-0就越低。相反,如果÷值足够小(当0<≤。时.文<0;或者当一<<1时,y<1-0)),亦即当战争成本相对足够低时,两国将始终选择强硬进攻策略,并且不存在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替代策略。①

  战略竞争从持续对抗和战争转变为彼此尊重权力范围的演化过程可用复制者动态模型加以刻画。复制者动态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如果某种策略的适应值大于所有策略的平均适应值,下一轮该策略被继续使用的概率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② 设某轮(t,)大国四种策略HH、HD、DH和 DD的概率分布为(x。,y。,2w。),下一轮(t,+1)大国选择HH策略的概率x,+=F。(HH)—,其中,F。(HH)为t轮 HH策略的预期效用,F。为该轮博F公"弈的平均预期效用,F。=r,×F。(HH)+yo×F。(HD)+x。×F。(DH)+| w。×F。(DD)。其他策略同理。因为w。=1-x。一y。一=。,所以给定初始状态下 HH、HD和 DH三种策略的概率(x、y、<),即可计算出其后每一轮四种策略的概率,亦即得到四种策略使用频率的演化过程。

  考虑到实力相当情况下拥有者获胜概率较高①,因此这里只考虑。<0<1情况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演化轨迹②。分别令0=0.75、C=1、V=?和 0=0.75、C=1、V=1,以分别考察1-0<文≤0和节>0这两种具体情况。

  随机拟定20组(x、y、x)值分别作为这两种情况下 HH、HD和DH三种策略的初始概率。由于我们关心的是大国战略竞争能否在无外力干预情况下自发地从战争频发走向和平稳定,因此我们令随机生成的初始 x值≥0.5。

  用Sigmaplot14.0进行仿真模拟,结果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可见,即使初始状态下大国使用战争和强硬对抗策略(HH)的概率x较高,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化,策略分布概率均收敛于均衡点(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