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经济

刘涛:援欧应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相结合

发稿时间:2011-09-30 00:00:00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刘涛

  大规模的援欧行动还必须等到2011年年底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改革方案水落石出后。通过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债券来间接援欧,无疑是相对稳健的策略。为顺应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欧洲国家在IMF投票权改革问题上主动作出让步,不失为理性之举。

  心急如焚的欧洲国家眼下正在全球范围内四处求援。如法国财政部官员奔赴中东谈判;而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则在努力游说中国、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继续购买本国国债。

  世事如棋局,在当今欧美陷入捉襟见肘处境的时候,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则外汇储备充足,分别达到了3.2万亿美元、5339亿美元、3461亿美元和3191亿美元的水平,四国总外汇储备将近4.4万亿美元。此外,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手中也掌握着巨额石油美元,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一家就坐拥6270亿美元资本。鉴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已自顾不暇,金砖国家和中东产油国遂在欧洲人心目中被赋予了“救命稻草”的角色。

  不过,中国官方在援欧问题的态度正发生着微妙变化。最初中国商务部曾表示在援欧问题上不预设条件。但此后不久,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则称,希望欧债问题由欧洲人自己解决;除非世界经济达到“临界点”,中国才愿意提供“有限帮助”。而两天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更指出,现在谈援欧问题为时尚早,中国可以对此作些研究,但“不好说下一步怎么办”。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各国都深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如果坐视欧洲和美国经济困境恶化下去,则中国、印度、巴西的制造业出口,以及俄罗斯和中东的石油、天然气输出都会被严重拖累,并不符合自身利益。但目前来看,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东产油国,在援欧问题上大多数都表现得极为谨慎。这种谨慎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对本国国民财富负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国家清晰地意识到,目前这场欧债危机是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国际金融旧格局的大好机会。日渐自信和务实的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当然要充分把握住这个时机。

  那么,如何才算是一个好的时机呢?或者借用周小川的话来说,要到什么阶段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呢?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砖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关于何时救援、怎么救援,先要充分沟通,取得共识。目前在金砖国家内部,巴西的态度相对积极,此前曾多次倡议联合援欧,并明确表示自身出资上限可达100亿美元,但迄今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凭一己之力单独援欧显然是杯水车薪,无法有效提振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

  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把希望寄托在11月底的G20戛纳峰会上,期待届时能就援欧的一些关键技术细节达成一致。世人看得很清楚,若欧债危机当事国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财政自律原则和债务削减计划,欧债危机很可能演变为一个无底洞。更重要的是,今年8月初爆发的美债危机中,美债一度面临高度违约风险,曾令众多美债持有国惊出一身冷汗。有鉴于此,要是包括德、法等欧洲核心国家乃至欧盟和IMF没能作出有效承诺和背书,切实保障援欧资金的安全性和优先求索权,其他国家怎么能放心地伸出援救之手?

  再次,大规模的援欧行动还必须等到2011年年底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改革方案水落石出后。与各国直接出资购买危机当事国主权债所蕴涵的高风险相比,通过购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所发行的债券来间接援欧,无疑是一个相对稳健的策略。去年5月以来,由欧盟和IMF共同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先后筹资救助了希腊和爱尔兰等国。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毕竟只是一个临时机制,它有可能在2013年到期后不复存在。为避免届时债权国“求偿无门”的尴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必须实现机制的固定化,而这又要求修改《里斯本条约》第136款。如果顺利的话,欧盟全体成员国将在2012年就《里斯本条约》修正案逐一签字。

  最后,为提高援助国的积极性,欧洲国家还须顺应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除投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债券外,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购买IMF特别提款权(SDR)债券向其注资,也是规避欧洲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的安全策略。但由于IMF债券收益较低,加之中国、印度等国2009年已向IMF认购过数百亿美元的债券;因此,新的注资行为理应得到更高风险溢价的鼓励。比方说,由欧洲国家向援助国转让部分IMF份额和投票权。

  2009年以来,尽管IMF已先后推行了两次份额改革,美、欧等国被迫向新兴市场国家作出了有限让步,如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已分别升至6.39%和6.07%,因而超越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在IMF的影响力已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事实上,美国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让渡的份额微不足道,仍保持了17.4%的份额和16.5%的投票权,并未动摇其在IMF中的绝对优势,使其有能力对需要85%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一票否决权。此外,欧盟各国加起来也仍有将近30%的份额和投票权。而随着次贷危机阴霾的散去,IMF改革再次陷入了停顿。可以说,虽然已有了IMF两次份额改革,但国际金融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近年来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经济力量崛起的新格局是不完全相称的。因此,欧洲如果想更迅速地解决燃眉之急,在IMF投票权改革问题上主动作出让步,不失为理性之举。同样,如果美债危机在2012年继续发酵,美国在呼吁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增持美债的时候,也必须清晰表明其继续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的态度。

  作为崛起中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具有双重意义,这不仅关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更是挑战美元霸权、应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变局的必经之路。当然,这种以静制动的策略能否收到成效,能收到多大成效,都有待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