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我们将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形势变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中国金融体制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说，中国复杂的金融系统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了超过50%的总资产；国家指导信用的分配，而四大国有银行的借款首先给了国有企业；尽管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在不断移除对外资银行的障碍，但令人讨厌的管制仍然存在，外资银行只占总资产的2%。

　　笔者以为，在政府主导上，可以说，中国的金融体制与日本极其相似。日本“护送舰队式”的金融制度、主银行制度等曾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成也政府，败也政府，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这种金融体制逐渐僵化，并失去创新的活力。长期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体制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隐藏着巨大的制度变革成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了数次渐进式和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试验，均以失败而终。

　　中国已经走在了与当初日本类似的十字路口。以证券市场为例，笔者曾对1992年至2010年的法律、政策和事件（统称证券法指数）做一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过去近20年间，每一个单位的GDP增长，有16.69%是由统称证券法指数贡献出来的，证券法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较为显著的。但是，证券立法指数的收益却呈边际递减状态，这意味着，一个单位的证券立法带来的GDP增长越来越低，换言之，我国证券立法、政策和事件的适应效率正在降低。

　　政府主导的金融证券体制，说直白一些，在一段时间，可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一旦形成顽固的利益集团，就会存在路径依赖，使得政策和制度逐步僵化，在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反而成为市场的阻力，甚至在歧途上一错再错。也正因为此，在进行证券法制改革和创新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该政策对未来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这种适应效率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站在政府主导、金融压抑的角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

　　温总理强调要根据形势变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我以为，首先，就应该逐步打破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壁垒，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政府后退，市场才能回归。对于我国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固有的立法模式已逐渐走到了尽头，到了“二次转型”的时刻，而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能否顺利退出市场，逐渐担当守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