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动力。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形势逆势上扬，从2013年开始，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在2014年占全球GDP比重达到56.9%。目前，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放缓，从2010年至今增速连年下调，主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的波动，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拖延。尽管如此，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近三年约5%的平均增速是发达经济体的三倍多，它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14年仍高达四分之三。

 

　　美国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的领跑者。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超出前三年2.2%的平均值。从就业来看，美国的失业率连续下降，自2009年的10%降至2015年7月的5.3%，几乎接近美国政府认可的5.2%的水平。国内市场环境的升温，使美国消费者及企业信心得到增强。诸多有利条件为美国稳步复苏提供保障：能源价格下跌、通货膨胀温和、货币政策宽松、财政负担减少，以及房地产市场改善等。

 

　　欧元区的情况就没有如此乐观，金融危机后六年中有三年经济增长率为负，2014年的增长率勉强维持正增长，仅0.9%。较高的实际债务负担、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投资者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大大抑制欧元区需求。希腊危机对欧元区的影响正在持续发酵，俄罗斯及乌克兰局势雪上加霜，增加了其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但是，欧洲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表现良好，如英国、瑞典、瑞士等正步入稳固复苏。

 

　　日本经济表现令人失望。201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接近于零，消费疲软，投资不振是其经济低迷最重要的原因，特别是2014年4月日本提高消费税后，造成了严重的消费收缩，导致2014年日本经济负增长，仅为-0.059%。而超高水平的国债、生产率增长下降、企业税负过高、农业改革进展缓慢等，可能将加剧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中国继续对世界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是中国经济从超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的必然表现，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速无止境的下滑，而是在“换挡期”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尽管IMF对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为6.8%，但仍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不是经济萎缩，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符合客观规律。

 

　　其他新兴经济体表现存在差异。印度经济增长强劲，增长率从2012年的5.1%上升至2014年的7.2%，IMF预测2015年印度的增长率将超过中国。但是巴西和俄罗斯的表现不佳，其2014年的增长率分别为0.1%和0.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收紧、私人投资不振、干旱等因素对巴西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而油价急剧下跌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主要依靠能源出口的俄罗斯经济不容乐观。

 

　　现阶段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两个关键因素有密切联系，即石油价格与汇率。国际油价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下跌至今仍处于低价震荡，比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更快，油价下跌的原因很多，如石油需求减弱、供应量增加及能源效率提高等。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影响了世界收入的分配，有利于对石油进口国的增长，而不利于石油出口国的经济活动，总体上对全球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而汇率变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汇率从2014年下半年至今大幅波动，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已上升约10%，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相比实际升值达到14%。汇率变动重新调整了各国需求，将需求转移到那些经济更困难、政策空间更小的国家，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但是，汇率急剧变化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导致本币贬值国家的外币债务迅速上升等。

 

　　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要素人口与投资并不乐观。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存在。美国自2000年以来，65岁以上人口就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状态，每年约有50万人步入老龄化。而随着2011年二战后“婴儿潮一代”人员开始退休，美国的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根据美国统计局预测：2030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将占总人口的20%左右。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同样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将呈现出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老人规模大、劳动力红利消退、社会抚养负担日益加重、养老资源缺乏等问题。

 

　　全球私人投资市场整体低迷。在金融危机期间受重创后，发达经济体私人固定投资一蹶不振，其他地区投资增速也普遍放缓。发达经济体2008年至2014年私人投资与2007年初危机前做出的预测相比下降了25%，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私人投资占资本存量的比重近年来也有所下滑，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都低于繁荣高峰时期做出的预期。比较糟糕的结果是，私人投资偏低导致多个经济体的潜在产出下降。虽然住房投资在危机期间大幅下降，但商业投资巨幅缩减才是投资下滑最主要的部分，由此造成危机后全球经济活动的整体低迷。除了低迷的经济形势外，融资约束和政策不确定性也大大抑制了危机以后的投资活动，不论企业的商业前景如何，缺乏资金来源将制约商业投资的扩大，而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未知风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形势。2014年，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到“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崛起，从美俄对立到中日关系紧张，不断涌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对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构成各种各样的威胁和制约。主要关注全球债务和财政问题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罕见地发表报告称：“地缘政治风险将是2015年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第一次如此深刻地影响全球命运。而不断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中东、非洲一些国家爆发的地区冲突，以及债务危机对欧盟内部的撕裂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活动。

 

　　另一方面，全球债务上升威胁全球经济复苏。日内瓦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01年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全球总负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160%，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这一比例约为200%，而2013年这一比例再升至215%。然而，美国的债务问题正有所改善，2014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已经降至2.8%。但欧元区的情况甚为严重，其各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15年首季度平均达到92.9%，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希腊债务相当于该国年度GDP的169%，意大利、比利时、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政府债务也都超过经济产出的100%。而在许多国家，由于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使降低公共债务水平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目前全球利率水平已经总体低落，如果一旦出现全球杠杆危机，资产价格下跌，信贷紧缩，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目前，已经存在低利率、低通胀与高债务并存的现象，制约了后续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

 

　　此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争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地区合作主导权的争夺都为世界经济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摆脱种种不利因素绝非易事，劳动力、资本等经济增长要素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如果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真的下降，那么依靠科技创新可能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唯一出路。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一波的科技革命，如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利用、农业的现代生物技术应用等，通过科技创新将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没有科技的突破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难以阻止全球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因此，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新的科技将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就业，这才是世界经济增长新的能量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