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印度大选前，由于国际原油价格陡降以及印度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了效力，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已经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也从上年的两位数降到9% ，而以批发物价指数(WPI)衡量的通胀率降幅更为明显，到2013~2014财年已降至5.98%，宏观经济明显改善。 同时，经济增长也开始了缓慢爬坡，印度经济已走出下降通道，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如果按照印度中央统计局更新了基年、并从要素收入法换成生产法计算GDP后得出的近三年数据，2012~2013财年到2014~2015财年的增长率从之前公布的4.7%、4.7%、5.4% 分别提高到了5.1%、6.9%和7.4%。之所以会提高，一是因为作为新基年，2011~2012财年的GDP数据经调整后较前值更低;二是GDP平减指数降低了。但这样高的增长率明显与印度低增长的储蓄、投资以及进口难以匹配。因此，在《2014~2015财年经济调查》中，印度财政部也承认新系列数据不准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印度经济开始加速复苏。——作者原注。)

　　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届政府而言，这意味着宏观层面的双赤字危机已经缓解，改革的紧迫性也随之消失。然而，印度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下一轮经济波动的背后还将有它的身影。截至目前，新一届莫迪政府的任期也已过半。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印度的增长因一枝独秀而更加耀眼。但回顾这一时期莫迪的改革举措我们发现，强势的莫迪即使挟议会明显的优势地位也没能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现在制度瓶颈已在不断侵蚀企业的利润，这正是 2015 年开始显现的微观层面的企业、银行双财务失衡问题的根源。国家经济最具活力的经济单元出了问题，仅靠消费需求和公共投资的高增长将很难持久。 而在2017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莫迪却大出风头，攻城夺地，势如破竹，市场对莫迪改革的信心再度大涨。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分析莫迪之前改革难产的原因，并探讨莫迪政府未来改革的路径取向。

　　一、印度实现经济稳定高增长的结构性瓶颈

　　从1991年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至今，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接近 6% ，较前四十年平均3%的增速高出近一倍，而且经济波动振幅收窄，再没有出现过1965(-2.6%)、1979年(-5.2%)那样严重的萎缩(见图1)。 但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韩相比、与过去二十年经济实现高增长的中国相比，印度不仅增速相对较低，而且经济波动也更为频繁。

　　(一)频发的通胀与脆弱的国际收支形势是造成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

　　从表面上看，印度经济增长总是被突如其来的通胀或国际收支危机打断。 印度从2002年开始经济走上高增长之路，与此同时，通胀也在一路走高。实际上，早在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通胀就已超过了储备银行现在认定的6%的合理目标(2016年印度议会通过的当年的财政法令修正了储备银行1934年条例的前言，指出储备银行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胀，保持物价稳定，并将保持通胀率在4%，上下浮动不越过2%);到2011年，CPI 和核心 CPI 都已高达11%。储备银行开始加息，最终经济不得不减速，以致现在印度财政部和储备银行对印度潜在增长率究竟是多少产生了分歧。

　　潜在增长率一般指的是经济在产能已充分利用、物价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的最高增长率。 财政部认为印度的潜在增长率仍在8%~10%之间，只是因为全球经济仍然低迷，7%~7.5%将是印度未来2~5年里最可能实现的增速。 而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从2000年以来印度的宏观经济运行轨迹来看，印度的潜在增长率应在7%以下。 尽管二者对潜在增速的看法不同，但双方都认为当前低增速的现实是可以通过推进改革来改变的。

　　对印度这样一个常年经常账户赤字、不得不依赖外资流入来弥补贸易缺口的国家，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对其构成的冲击往往很大。 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印度获得资金的渠道和数量不断扩大，同时它所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大。2013年它又一次站在了国际收支危机的边缘。 由于高油价、高黄金价格(这两类商品加起来占印度进口总额的45%)，2012年印度经常账户赤字率上升到GDP的4.7%。由于2011年的欧债危机，也由于对美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加强，国际资本避险心理加重，纷纷撤离新兴市场。 这一变动更令印度国际收支雪上加霜。2013 年流入印度的外国机构投资下降了80%，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卢比贬值加速，到2013年8月卢比汇率已较2011年的平均汇率跌了近44%。

　　为稳定外汇市场，储备银行不仅连续加息，还通过多种措施留住和吸引海外印度人的外汇存款，限制黄金进口，总之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 最后因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印度的国际收支压力才得以缓解。而此时，不断上升的金融成本已令实体经济走入寒冬。

　　然而，不管是频发的通胀还是脆弱的国际收支，它们都只是印度经济的症状，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经济结构落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不充分是引致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农业的波动在三大产业中最为显著。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三大产业中农业增长的波动最大，服务业增长波动最小，而工业的增长波动居于中间位置。

　　GDP 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分别是17%、30%和53% 。 虽然农业仅占 GDP 的 17% ，但它对印度经济的影响远高于这个比例。 从图2中可以看出，虽然农业与GDP增长率各自波幅不同，农业波动要更剧烈，但二者大体上呈现出同进同退的态势。由于60%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农业技术落后，主要农作物单产远低于世界最高水平，印度农业到今天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境地。

　　它的波动之所以能够波及整个经济，除了它自身就是产出的一部分外，最主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两种传导机制影响到整个产出。 第一种是农业歉收—高通胀—高利率(储备银行抑制通胀的手段)—总需求减少—低增长率。 食品在城市产业工人CPI 中的权重为46%，在农村劳动力CPI中高达69% ，因此它是印度CPI 上涨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种传导机制则表现为农业歉收—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下降—总需求减少—低增长率。 农业的就业人口占整个劳动力 的48%，而完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又占总人口的60%。

　　实际上，就第一种传导机制而言，农业歉收并不一定必然导致高通胀，即使是全国性的农业歉收，政府也可以利用国际市场的相对低价组织起有效的进口来补充国内供应的不足，况且很多时候歉收只发生在局部地区。 如果国内市场信息充分、运输体系高效、不同地区间商品能够互通有无，那么通胀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但是因为印度税收不统一、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现代物流体系，国内市场有时无法发挥对物价的削峰填谷的调节作用，不得不靠央行升息来抑制通胀。

　　就第二种传导机制而言，因为出口需求和政府支出的额外增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人消费的损失，所以农业减产也不必然引起总需求的下降。 实际上，由于制造业与农业在GDP 中占比相同，且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一直高于农业，若以峰值谷底而论，制造业的峰值更高，而农业的谷底更低。 当制造业的周期与农业周期不相重合时，二者可互为削峰填谷。2002~2008年间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 虽然那一时期农业产出依旧波动频繁，但是印度经济连续五年保持了稳定高速的增长。

　　制造业未发挥增长引擎的作用。东亚经济体成功的经验已经证明，无论是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吸纳每年新增的劳动力，还是帮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聚集效应突出的城市、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 自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1978~2015 年间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额贡献率为16.3%，在劳动力流动最为活跃的年份，甚至高达50以上。

　　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印度，制造业理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或至少是和服务业并驾齐驱的双引擎，在创造就业、提振经济增速的同时还能通过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从而缓解国际收支的压力。

　　印度服务业创造的就业不足，特别是创造的“体面的”就业岗位不足，这已是学界的共识。 根据统计，金融保险房产、仓储物流以及各类外包服务占印度服务业产值的40%，可是吸纳的就业只有20% ，而且随着新技术不断普及，这部分服务业的就业产出弹性还在继续下降;另一方面，批发零售、餐饮及社区服务等传统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在服务业内占比不断下降，可吸纳的就业人数却在上升，但大都属于非正规的低收入就业岗位。

　　因此，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1932—)担任总理的上一届印度政府一上台(2004年5月)即提出印度要再工业化，并在2011年发布的《国家制造业政策》中正式提出，在2022年要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那时的16%提高到25%，要创造1亿个制造业岗位的目标。莫迪政府2014年5月上台后在第一个独立日演讲中便发起了“印度制造”运动，目标是将印度打造成世界制造中心。 在他随后的频繁出访中，向区域外的国家推销印度、为印度争取更多的投资成了他最重要的目的。

　　然而，现实是印度制造业近年的发展远未达到预期目标。2008年以来，印度制造业平均增长率仅为4%，低于同期GDP的增长率。 具体到行业，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还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电讯产业，印度制造即使在本国市场上也不占优势。 早在 2003年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就开始超过印度，到2012年连越南也后来者居上，现在连印度的零售商都要到孟加拉国去订购成衣。 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就已经占到印度市场的46%。

　　印度制造业落后的原因大同小异。 以成衣制造为例，与孟加拉国和越南相比，印度落后的原因:一是严苛的劳工保护法;二是印度工厂规模偏小，平均每间工厂人数150人，而孟加拉国是600人;三是关税不合理，印度对化纤布料的进口征收的关税较高，而化纤布料的价格平均占成衣生产成本的60% ，从而抬高了产品的出口价格;四是基础设施落后、海关通关效率低，导致印度物流成本较高(见表1)。

　　经过32年的改革，印度经济依然没有摆脱它头上的“紧箍咒”。如果考虑到2012年印度经常账户赤字高达GDP的4.8%，而在1991年危机爆发时这个比例只有2.3%，应该承认印度经济抗外部冲击的能力确实增强了。过去三十年印度经济平均增速提高，外汇储备增加，经济也变得更加开放，即使是在外国机构投资急剧减少的2013 年，外国直接投资也依然保持着215亿美元的流入。这些都说明，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存在的问题也依然要靠进一步改革来解决。

　　二、莫迪改革遭遇政治和经济难题

　　莫迪在出任总理之前连续13年都是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在他主政下，古吉拉特成为印度最为闪亮的制造业中心，出口额占到整个印度出口额的22%。不仅如此，他还为印度树立了一个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意识形态中立、政府治理高效的“古邦模式”。莫迪的主要措施可归纳为:重视改善基础设施;简化投资审批手续、为大型工业项目的落户提供各种政策便利;推动政务电子化办公，减少官员腐败机会等。

　　如今，作为印度最强势的总理，领导着议会里独大的印度人民党(BJP)，一定会把他熟悉的治邦理念上升为治国理念，在全国复制“古邦模式”。 莫迪上台之初，美国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通过对印度政界、商界和学界代表人物所做的调查，替莫迪列出了一份改革清单，共有30项内容。 但至2017年5月，莫迪上任三年后仅完成了6项。通过深入分析不难看出，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旧有的意识形态和前朝“政治正确”的经济政策是莫迪难以摆脱的政治遗产

　　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自由化改革之前，已经实行了44年公私并举的混合经济体制，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政策更偏向国有经济。 对私人资本则抱持着不信任甚至是敌意的态度，除了用各种许可证制度来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外，在税收领域，所得税边际税率过高一直是困扰个人和企业的一个大问题。个人所得税的最高档位累进税率一度高达97%。

　　从1991年起，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政府向国内国外私人资本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多，企业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如果说这一轮改革主要在最终产品市场上形成突破并不断深入，那么到2011年，当私人投资一路下滑，制造业增长乏力之时，印度最需要开始包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以及以统一税收体系、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为目的的税收改革，从而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但无论是当时国大党领导的不稳定的执政联盟，还是已近耄耋之年的辛格总理，对更具挑战的第二轮经济改革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执政联盟内部，地方小党关心的只是地方利益，没有意愿也没有魄力推动改革;而作为强大的利益团体，工会反对任何它们认为将对雇员不利的企业改革，以国有资本为主的银行业、保险业改革因此受阻;此外，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Anna Hazare，1937—)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腐人民运动，辛格政府在这场运动中成为靶子，在疲于应付的同时也失去了民心。

　　在这种背景下，辛格政府急于用政治正确来讨好选民，出台了带有追溯效力的一般反避税条款(GAAR)，后期则出台了土地法。

　　一般反避税条款于2012年作为一项广泛的原则被写入印度1961年所得税法案修正案中。该条款强调，无论交易是否发生在印度，是否涉及本土的公司，只要标的物在印度，那么交易一方就须缴纳所得税。 这一规定同时还赋予印度税务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对已经发生的交易具有追溯权力这一点，令外商尤为不满。 迫于海外投资者的压力，这一原则的实施一拖再拖，直到 2014年团结进步联盟政府下台也没有落地。

　　新土地征用法则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于2013年在议会获得通过、2014年正式开始实施。 因为立法的本意不是为了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而是为了保护拥有土地农户的利益，从这一立场来看，新的土地法暗含着对印度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而且该法以公平的名义设定了土地交易双方严格的协商程序(如果是私人项目，则征地需要80的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如果是公私合作项目则需要70%的业主同意)，规定了对失地一方高于市场价格的补偿机制(城市地区征地应两倍于市场价格，农村地区则两到四倍于市场价格，同时还须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安排)，甚至交易土地的大小都有明文规定。这种对自由交易的干预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市场的效率。在新土地法实施一年后的2015年，有42%的项目工期滞后，主要原因在于征地困难。

　　正是由于两个法规中含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特征，即使到了今天，拥有议会多数并以强硬的改革者形象著称的莫迪也不能轻易地摆脱它们，这份逆改革的政策遗产变成了莫迪手上的一块烫手山药。

　　(二)改革已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转移且复杂性上升

　　双财务平衡问题指的是企业过度杠杆化、银行不良贷款负担过重。根据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的抽样调查结果，盈利不足以偿付利息成本的企业已占到全印公司债务总和的40%。又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公布的数据，印度不良贷款率达到9.1% ，其中贷款总额占整个银行系统70% 的国有控股银行不良贷款率更是高达12%。

　　企业利润下降与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情况下印度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部分银行是国有的，基于对政局稳定的国家的信心，银行发生大规模挤兑的可能性很小，银行得以挖东墙补西墙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二是企业在 2008年后累积的大量债务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和生产型项目上，在基础设施落后、制造业欠发达的印度，只要经济恢复高增长势头，投资回报率就会有保障，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便会相应减少，所谓不治自愈。

　　然而，这种市场信心随着复苏进程的拉长正日渐衰减。 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印度信贷扩张速度就一路下滑，到2016年年初，随着国有银行股价急挫、市值蒸发，银行更加避险惜贷，对企业的贷款23年来首度出现负增长，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16~2017财年，印度私人部门投资下降了7%。2011年以来，由于私人投资增长乏力，到2016~2017财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已从2011~2012财年的36%下降到26%。

　　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私人消费和有限的公共开支的增长，可持续性进一步受到质疑。 同时，由于缺乏私人投资，政府既定的提升制造业比重和增加就业的目标难以实现。2015 年正规部门仅新增13.5万个就业岗位，而当年新增劳动力达1200万。

　　上一届印度人民党政府就是在“闪亮印度”的大背景下，由于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在2004年大选中失利。 继任的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因此一上台就开始推行“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但是仅靠政府投入解决就业问题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因为投资率低，印度生产部门的落后局面还会继续，这意味着它的供应瓶颈还会存在，出口仍将缺乏竞争力，通胀、经常账户赤字仍将是它甩不脱的梦魇。 如果莫迪不希望六年后在又一场国际收支危机中黯然离任，他必须现在就有所行动。

　　虽然政府不能介入企业的经营，但它能够改善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 从便捷的项目审批程序到灵活的土地和雇工政策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等，这些举措涉及多方面的改革。 而在剥离银行不良贷款方面，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出台破产法、鼓励成立私人债务重组公司、引入债务战略重组计划，但至今成效甚微。无论重组或免去企业的一部分债务，还是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以增加它们的活力，都有可能在未来增加企业和银行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利弊，还需要政府和银行更多的制度创新。

　　(三)联邦体制下即使是强势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兼顾多元地方利益

　　按照印度宪法，奉行联邦制的中央和地方在一些事务上各自有着排他的管辖权。联邦议会享有排他立法权的事项共有96项，包括对外贸易、证券和期货交易、关税、营业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邦级议会则在农业、土地和矿山等61个事务上有排他管辖权，在这些事情上中央只能劝说或者用资金来引导各邦采取它所希望看到的政策而无权进行直接干预。此外，还有包括教育、公共健康、电力以及可能引起邦级争议的47项事务属于中央与地方共管。

　　印度现有各邦外加德里首都区，由印度人民党及其结盟的政党执政的邦共18个，占总人口的 61%和GDP的55%，剩下由执政联盟以外的政党主政的邦不经过一番漫长的讨价还价是不会轻易接受中央建议的。而且，考虑到为政一方的政治势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地方利益集团所左右，这些地方利益集团因印度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巨大而各有不同的诉求。 在工商业发达的古吉拉特邦，影响力巨大的可能是工商业资本。 而在以农业为主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会得到格外的重视。因此，各地方的政策目标一定是多元的。

　　至于共管事务，地方往往缺乏主动性，更倾向于被动地“等、靠、要”中央的政策和拨款。事实证明，从1991年改革至今，印度改革力度最大、取得进展也最为明显的都集中在中央管辖的事务上，特别是降低贸易壁垒、逐步向外资开放国内产业等。 而涉及地方清单和共管清单上事务的改革则进展迟缓。

　　古吉拉特邦地处西部沿海，历史上一直是次大陆对外贸易和纺织业的中心，商业贸易与文化异常活跃。它之于印度的地位相当于广东之于中国。虽然人口只占全印5%的古吉拉特邦以高速发展的经济为印度其他各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但学与不学只能由各邦自己决定，中央无法做到自上而下推行古邦经验。

　　正是这种联邦政体，决定了印度难有自上而下疾风骤雨式的改革。

　　总之，随着印度经济改革从减少政府对最终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干预到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随着改革方向从宏观向微观深化和拓展以及从中央主导向地方更积极参与的转变，莫迪的改革难度也将越来越大。

　　三、莫迪选择迂回的改革线路

　　作为职业政治家，在印度有“选战常胜将军”之称的莫迪，赢得五年一度的大选是他唯一的目标，在经济政策的优先选择和改革的推进力度上始终会把政治考虑放在第一位。 虽然莫迪在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85%，与当年的开国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不相上下，但当前印度的情况是:一方面正如前面分析的，经济增长形势不稳，就业创造不足仍很突出;另一方面，印度政治中“反现任”的传统根深蒂固，2017年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就证明这一传统并未被打破，在印度人民党创造奇迹的北方邦和德里的选举中他们都是以在野党身份胜出，而在果阿邦寻求连任的印度人民党则败给了国大党。

　　因此，在市场化和自由化仍是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回避阵痛长、见效慢的关键性改革无疑仍是莫迪的最佳选择。莫迪的改革还会继续维持着小步走的态势，主要是继续推进已具有一定共识的改革，同时更强调执行过程中政府的效率优先、项目优先和信息透明。

　　(一)避重就轻地推进私有化

　　为缓解煤炭供应短缺的局面，印度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将矿山的经营权有偿转让给私人企业，到2004年以后这个进程有所加快。但是因为没有经过市场竞价过程，加之缺乏程序公开，2012年前后集中曝出政府低价出售一批国有矿山的丑闻，这成了反对党攻击辛格政府腐败的靶子。2014年莫迪上台不久，最高法院就宣布1993年到2010年所有政府批准的214件矿山许可凡未开工的一律撤销，剩下已开工的4家则按它们的产量每吨缴纳一定罚款。这一决定令已获得矿山许可的投资者非常不满。 六个月后，莫迪重启矿山私有化进程，因采取程序更为透明的拍卖形式，整个过程公开高效，受到舆论的盛赞。

　　然而对有争议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莫迪政府的进展则较为缓慢。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难点，一是政府在关停盈利无望的企业或是向私人资本转让控股权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人员安置问题，那些岗位受到冲击的国企人员会借强大的工会力量对政府形成一定的政治压力;二是这些国有企业隶属中央或邦级政府，它们后面是层层官僚，这些人的升迁甚至岗位存废都与国企存亡息息相关，他们构成了国企私有化更大的阻力。

　　印度现有251家联邦部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大都是上市公司，但控股权依旧掌握在国家手中，它们的股权还有继续稀释的空间。同时，印度有941家邦属企业。 联邦部属国有企业占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85%，占全国正规部门就业的十分之一。这251家部属国有企业中，一半盈利一半亏损，不仅资本回报率普遍低于同行业的私人企业，人员工资销售比也是同类型私人企业的两倍，冗员严重。

　　莫迪上台后为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了出售国有股权的规模，但政府在这些企业中依然保持绝对控股权。 例如，印度航空公司(Air India)自2007年以来亏损局面一直延续至今，其背负的债务已累积到了70亿美元，政府已为其注入近40亿美元的扶持资金。 因害怕被指责贱卖国有资产，国大党政府2013年就搁置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私有化建议。莫迪上台三年后，直至2017年6月末，议会才通过印度航空公司的私有化议案，此时它的债务已经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二)积极推动争议小或已达成一定共识的法律法规的修订

　　莫迪政府在经济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通过了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税法(GST)及破产法，这将对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GST在全国范围内合并税种，统一税率，极大简化了印度的间接税体系，为商品在国内不同地区间的流通创造缴税便利。 而且，通过全面引入增值税消除重复征税，可以达到税收中立，避免无谓地干扰市场。GST法案原是由上届执政的国大党提出的，正是因为遭遇了在野的印度人民党的反对而被搁置。如今莫迪重拾旧提案，利用印度人民党在下院的优势地位而终获通过。

　　《破产法》迅速出台与其说是莫迪政府的主动所为，不如说是被形势所迫。2015年印度企业和银行双财务失衡骤然显现。这一问题存在日久，但暴露的契机是储备银行2015年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行的一次评估，国有银行高达12%的不良贷款率令市场震惊。要让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尽早退出，要保证银行以最少的损失收回贷款，是这部破产法应时而生的目的。

　　莫迪政府还宣称已废止了1178项过时的条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取消了2013年公司法中对开办私人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制和相关的公证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开办企业的手续，也相应地降低了成本。

　　而就市场期待已久并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劳动法和土地法的修订，莫迪则在遇到政治阻碍后偃旗息鼓。2015年9月，印度工会组织了1.5亿人的大游行，反对政府修改劳工法，从此劳工法的修改不再是莫迪关注的重点。土地法的修订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现在莫迪将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交由地方自决。莫迪这样做虽免去了自己的政治麻烦，但对改革本身却是不利的:一是地方政府同样面临选举的压力，在一些地区，民粹主义的影响更盛于中央，在那里，市场期望的改革有可能被无限期搁置;二是即使各邦做出改革，也会因为步伐参差不齐而导致更高的社会成本。

　　作为技术进步的崇尚者，莫迪推动政府部门开展网上办公。 企业的申请和审批程序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并随时可获知进展情况，这既提高了办公效率也提高了一定的审批透明度。 在向农民和低收入者提供粮食补贴和燃气补贴时，将补贴与依靠指纹或虹膜建立的身份认证系统以及移动通讯联系在一起，推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福利转移方式。 目前这个措施虽只运用到有限的地区和人群，但在减少腐败和福利漏损方面，这一做法的优势已得到普遍认可。

　　(三)废钞举措对经济造成短期冲击

　　莫迪能够一夜之间废除流通中86%的现钞额，却不能推进市场期待已久的改革，原因在于，他的所有决策都是政治优先、选票第一，而非仅是GDP的增长指标。

　　对废钞举动，莫迪的解释是，此举是为了遏制大面额假钞资助的各种恐怖活动和颠覆活动，更是为消除黑色经济，因为急于换币的影子经纪人不得不向银行和税务部门解释手中持有的大量现金来源。然而，黑色经济和恐怖主义的出现是系统性问题。印度之所以黑色经济比重较高，是因为其以服务业和非正规就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不便于国家税收部门的跟踪与监督，另外还与国家税收体系效率低下及公民的缴税意识薄弱有直接关系。而恐怖活动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则各自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总之，它们都不是换币这样的短期手段能解决的。 但是人民偏偏买账，他们更愿意为此举展现出的莫迪的政治魄力和反腐决心而欢呼，因为这两样东西从来都是印度政客身上所缺乏的。2017年3月北方邦大选，印度人民党以绝对优势胜出，这个结果印证了莫迪这一政治正确的举措对选举而言意义重大。然而，因莫迪的废钞举措，2016~2017财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受到冲击，下滑至6.1%。

　　四、莫迪经济改革的新维度:建立一种新型联邦体制

　　2016年9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莫迪的支持率高达80%~86% ，莫迪成为继尼赫鲁之后最受民众欢迎的政府领导人。

　　2016年莫迪已经让印度见识到了他的强势:他可以不顾引爆全面战争的威胁对巴基斯坦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可以不与任何金融机构正式磋商便突然做出影响千家万户的废钞决策。北方邦大选后，印度人民党在国家上院的优势地位将逐步显现，个性强势的莫迪若再辅以上下两院议会内他所领导的党派的优势地位，有可能形成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之后印度三十年未见的强政府。

　　未来，在利用印度人民党党内组织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突破改革难点与权力下放鼓励地方良性竞争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既是莫迪政府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手段。

　　在竞选造势中，莫迪一再提到要为印度创建一种新型的联邦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通过向地方让渡一部分财权、事权，提高地方政府行动的自主性与成效性，并促进中央与地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展开合作。为此，莫迪一上台就撤销了象征中央经济集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代之以国家转型委员会。 二者最大的不同是，计划委员会由总理和重要的内阁部长组成，而国家转型委员会则由总理和来自各邦的首席部长组成。但转型委员会目前还只定位成一个“离总理最近的智囊团”，实际的影响力与1991年改革前在资金、公共项目分配上一言九鼎的计划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影响力有限，各邦首席部长对参加转型委员会的活动并不积极。第一次召开转型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时，一些首席部长就因对修订土地征用法这一议题不满而拒绝到会。

　　对莫迪赋权地方的诚意的另一个考验，是看他能否裁撤掉那些主管事项本来就属于地方的中央部委。 显然，莫迪还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不过第十四届财政委员会建议将地方能够分享到的中央税收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42%，而莫迪政府也在2015~2016财年采纳了这一分配方案并由议会通过。

　　在GST的推进过程中，中央在和地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答应对各邦因实施新税法而损失的税收给予全额补偿，这也是印度GST立法从邦到联邦一路绿灯很快能够落地的主要原因。 莫迪盛赞这是合作型联邦的“一个国家，一个渴望，一种决心”精神的完美体现。

　　如果说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莫迪主张的新型联邦体制强调的是协商与合作，那么在各邦之间，他更鼓励它们在行动自主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投资者对一部更灵活的劳工法和土地法期盼已久，但莫迪情愿它们留在地方事务清单上让地方自主决定。当年莫迪能够从西孟加拉邦手中抢过塔塔汽车项目，就是因为他保证在古吉拉特邦为塔塔汽车提供土地使用的便利。如果急于发展的各邦为获得更多的国内外私人投资而竞相提供政策便利，那么中央政府的改革压力就会缓解很多，中央政府在因改革而引发的利益冲突中成为政治靶子的机会也会减少。 然而，能否如莫迪所愿，即使没有自上而下的压力，即使地方利益再多元，只要给予地方一定的决策自主，它们之间就会形成竞争并带动整个国家在短期内形成发展合力，这仍有待观察。

　　总之，在莫迪就任后的三年里，印度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展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的位次已经从 2014年的第71名上升到2016年的第39名;在世界银行“做生意难易程度指数”中，排名也从 2015 年的第142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130名;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从2014年的第85名上升为2016年的第75名。

　　虽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莫迪一直保持着小步前进的态势，而且改革的导向明确。随着莫迪在议会中地位的不断加强，世界有理由对印度未来六年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乐观。

　　(本文原刊于《南亚研究》2017年第4期，原题：“从印度经济增长瓶颈看莫迪改革的方向、挑战及应对”。略去注释，正文略加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