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促使理论家和实践者深入反思此次危机的成因及其后果，乃至理论范式本身的适用性。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已有很多研究指出美国经济发生的不可逆转的金融化趋势，正是这些源自资本积累深层次矛盾的结构性变革，为危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四个维度

　　广义来说，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行为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金融部门的崛起。传统观点认为，银行是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于“工业流通”，位于金融体系的核心。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金融市场逐渐成为金融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使得当代金融业务已经脱离了收储放贷的简单模式，主要表现为在金融市场上直接交易。与金融市场一起发展起来的是各种非银行金融中介，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它们借助发行证券、提供保险等方式筹集资金，并将其用于长期投资或市场投机;或者为证券交易提供如信息、承销等方面的服务以获取佣金。与此同时，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证券化等方法被大规模运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并转移了金融风险，但也直接导致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爆炸性增长。时至今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充斥着大量风险各异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价格波动，金融机构不得不在增殖性和流动性之间“走钢丝”。

　　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积累。实物投资和现实积累受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制约，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又不一定能够顺利完成“惊险的跳跃”，在福特主义衰亡、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有足够的动力越来越多地通过设立金融机构间接或者直接参与金融活动，以寻求资本的快速增殖。以通用电气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其下属的通用金融公司(GE Capital)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分别为656.3亿美元和121.79亿美元，对集团的贡献分别达到38.6%和47.5%。而随着金融崛起，机构投资者增多，以及它们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形式持有企业资本的一部分，企业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目标从主流教科书中的利润最大化逐渐导向股东财富最大化。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普遍采用股票、期权等激励手段促使管理层的行为方式符合股东们的效用函数，从而又建立起了管理层与金融市场的密切联系，并推动企业从“维持和再投资”转向了“缩小规模和利益分配”。

　　家庭陷入增长的金融旋涡。20世纪后期的金融扩张不是以健康经济为基础的，随着70年代以来实体部门发展出现困境，美国产品生产部门吸纳的就业人口不断萎缩，大量过剩劳动力被推向了除金融之外、收益较低的服务生产部门。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此之后，工资占比明显下降。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由于其并没有持有足够多的金融资产(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负债)，从而获得利息、红利以及资本利得收入，因此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与就业变动因素一起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后者又会给资本积累带来新的障碍——有效需求不足，而这一问题的暂时缓解则是通过债务累积实现的。即便是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群体，他们大到住房、汽车，小到玩具、礼物，甚至日常消费，都可以借助金融机构和信用卡完成，其结果就是累积如山的债务的产生和金融利润的超常增长。当然，债务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大量违约风险，凭借证券化技术等创新手段，金融机构又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转移给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这一机制在资产价格增长、财富效应明显的时期运转良好，但是分散风险并不意味着消灭风险，一旦泡沫破灭，危机就会接踵而来。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由福特主义创造的短暂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戛然而止，为了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即全球化、小政府、劳动力市场弹性、摈弃充分就业。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措施，美国解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对资本的种种束缚，推动了金融市场的扩张，并源源不断攫取雇佣工人收入，保证了金融利润的增长。而“华盛顿共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资本流动限制的解除，以及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资本短缺而产生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使得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能够依靠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实际资源，并不断将金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累积的风险向后者转嫁，进一步扩大了世界经济中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因素。

　　美国经济金融化及其危机的启示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及其不断出现的社会经济矛盾表明，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和金融的相互联系与运动机理，以及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尽可能降低金融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为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建议。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生产力的基础和国民财富的源泉。当前美国经济业已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已经致使其再工业化的努力步履蹒跚、困难重重，如果上述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转移是某种“规律”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扩张有可能预示着新的世界积累中心的形成，但这依赖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成功转型。我们要在限制复杂金融衍生工具使用的同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各种政策鼓励资本、人才向生产性部门流动。

　　防止过度金融化。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应当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过度金融化不仅达不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将带来过度投机和难以控制的风险，埋下危机的隐患。我们要认识到金融市场的两面性，它既能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也可能制造巨大的资产泡沫，因此，就我国当前实际来说，金融的发展必须是有节制的，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避免盲目推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证券化，促进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加强对国际储备和国际投资的管理。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储备的总量控制和结构管理，避免过度累积和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投资及其管理，控制金融性投资，增加对战略性资源和产业的投资，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前，我们必须防止对他国货币或货币索取权的过度积累，防止对国际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

　　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管控。国际资本的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会导致货币风险、资本外逃风险、金融脆弱性风险、传染风险，甚至主权风险。面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控，避免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而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