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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的五种困惑

发稿时间:2015-10-19 00:00:00  

  散文的第一种困惑,是它的家族成员究竟有多少?“百度百科”上的所谓“散文”词条,将散文概念无限放大,甚至政论和历史都被算作散文,达到了殊为可笑的地步。而这正是笨拙的“文艺理论”所坚守的“宏大阵地”。尽管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涉了包括演讲在内的各种文体,但不等于使用修辞手法的文体都属于文学。这种古老的逻辑陷阱,误导了大量散文专家,而他们胡乱归类的结果,就是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史稿、奏疏、诏书之类,统统算作“散文”。按照这种逻辑,则行政公文及各主流大报的社论(政论),都应当划入散文框架。中国五十年代跟苏联交恶时的“九评”,振振有词,声色俱厉,可算作“政论式散文”的经典之作,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散文选集,会把这些玩意儿装进自己的箩筐。文学内部文体和文学外部文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未有过正常的分野。

  散文的第二种困惑,在于它在文学中究竟有多少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仅靠散文就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这是文学史上最吊诡的现象之一。尽管事实上,散文有时候比其他文体更为重要,例如加缪的散文成就,早已超出他的小说,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山,就连萨特都对此“有所忌惮”。但跟诗歌与小说相比,世人眼里的散文,终究只是姿色平常的侍妾,缺乏独立地位,犹如一道蕾丝花边,环绕在小说和诗歌四周,柔顺地衬托着主体的形象。萨特与加缪的冲突,也许可以归结为“长篇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对抗。

  诡异的是,只有在中国,散文才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体,仿佛它就是文学的轴心。中文教育对散文的偏爱,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正是这种情形引发了我们对散文的第三种困惑:散文真的应当是中文教育的轴心吗?散文被中学语文教科书所长期纠缠,由此推出一些“主流”范式。根据中学语文课本所推出的目录,可以大致描述出一个现代散文的演化路线图:第一代为周氏兄弟(鲁迅的杂文和周作人的随笔);第二代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第三代以则余秋雨为代表。这个“散文演化三部曲”,为中学生的作文写作,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鲁迅体辛辣,杨朔体甜腻,秋雨体煽情,每一种文体,都是语文老师的最爱。他们以此为样本,孜孜不倦地指导那些毫无鉴识能力的学生,让中文写作变成单一风格的仿写游戏。这是中国语文教育的坚硬规则,它滋养了大批“弱文商”青年。今天,只要观察大学生的汉语现状,我们只能推导出一个“偏狭的”结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教育满汉全席”中最失败的一道大菜。

  上述这些困惑阻碍了散文的正常发育。主流文学史所热烈推崇的散文作品,大多是无关痛痒和无病呻吟的“无害之作”,它们把散文引向了一个畸形的方向。近几年,一些有信念的中学教师,开始反抗这种趣味,试图引入一些饱含人本主义精神的文献,这从反面揭示了主流散文的无聊特性。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散文,始终未能挣脱自己的“童稚期”,而长期受制于“后宰门风格”。2005年,时任台湾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西安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六个小学生进行动作夸张的“样板戏”表演——诗朗诵《连爷爷您回来了》,一度成为台湾政界、媒体和民间嘲笑的对象。仔细观察一下《连爷爷》的视频,它显然就是童稚版的贺敬之体:以一种没有主体性人格的抒情姿态,加上一堆忠字舞式的躯体动作,构成“少儿文艺腔”的基本范式。尽管遭到嘲笑的是“诗朗诵”,但散文的状态难道会比它更好么?

  人们面对的第四个困惑,是找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最大弊端。这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多数散文的撰写者,都以一种热烈的姿态,投身于散文书写的洪流之中,那就是“媚雅”(kitsch)。这个语词曾经被人错译为“媚俗”,用以表达对粪便、垃圾和低俗的蔑视,暗含对高雅的追求之意。但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解释,文学中最“媚雅”的,恰恰是那些劣质而又伪装成优雅(“真善美”)的货色,用现下的俚语说,就是“装B”。散文是最容易被人用来“装B”的一种文体,而这正是散文的悲剧性命运,它注定要成为包容一切的绣花枕头,被那些平庸、低劣、恶俗和陈腐的趣味所充填,不幸地沦为徒有其表的“垃圾袋”。

  散文的媚雅,不仅表现于媚官、媚权和媚钱,更在于向乡村、田野、民俗、历史记忆和诸子百家献媚,而后者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被献媚的事物的浩大光芒,遮蔽了献媚者的真实面目,令他们散发出“高雅”和“有文化”的浓烈气味。而这正是媚雅者的书写目标。

  媚雅式书写起源于它的某种工具性特征。中国散文家很难实现真正的“纯文学”梦想。散文最初是体制的工具,而后又成为市场的工具。它以“正能量”的赞美姿态出场,向四周团团作揖,仿佛这就是它的使命。那种专门“画黑暗势力的鬼脸”的散文,难以受到当下中学语文老师的鼓励。散文的重量,比鸿毛还轻。这种多重的工具人格,瓦解了作家的独立主体,以致他们无法聚结起强大的心灵力量。但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独立意志、诗学信念和终级关怀),却正是文学创造力的核心。

  第五种困惑是,散文的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作家的社会角色,一直是文学所无法规避的难题。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者)、“社会良知的担待者”(引领者)、“传统价值的叛徒”(反叛者),到“汉语创新的手艺人”(实验者),所有这些表情严肃的角色,都是文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形象。但散文作家的话语方式总是偏于老旧,不是仿效港台三流作家,就是跟本地中学语文课本的主导风格密切呼应。还有人在热烈叫卖木心和胡兰成,似乎那才是散文的巅峰和出路。但立牌位之举,似乎无法改变散文的现状,跟其他作家群体相比,散文更需要青年天才的诞生、崛起和突围。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散文自我突围的契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降临,正在变得日益稀少。互联网时代的“无铅运动”,导致手—手传阅链的断裂,文本可以自由发表,不再经过任何编辑程序的过滤。这种无铅化/数码化运动,令许多网络文青丧失自我估量的能力。他们沉浸在作家的幻觉里,在互相勉励和叫好中一意孤行,以复制、粘贴和转发的方式,制造互联网上的文学狂欢。毫无疑问,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网络文学帖子,而且大都以“散文”的形态面世。但它跟文学毫无关系。它不是文学升华的信号,却提供了散文繁荣的盛大幻象。在这样的图景中,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散文的真正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