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我国北宋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家、经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但王安石的著述，除诗文集外大多散佚，一直没有一种学界公认可放心使用的善本。

　　这一缺憾，由近日出版的《王安石全集》作了弥补。全集收录现存王安石全部著述，按经史子集分类，展现了数十年来的辑佚成果，复原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王安石”。

　　记者专访全集主编、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水照教授，耄耋之年的他，对全集在宋史研究，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着深切的期待。

　　全集之全

　　读书周刊：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型意义的朝代，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同此前的特征，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宋代的知识精英群体有哪些共同特征?

　　王水照：他们大都是集官僚、学者、文士三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与宋朝偏重文治的政治取向息息相关。宋太祖时还致力于征伐、平定各个地方政权，至第四代仁宗时，崇儒尊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已经呈现出恢宏的气象。

　　宋代的知识分子中，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古文六家，欧阳修生于1007年，苏辙死于1112年，前后贯串一个世纪。可以说，11世纪的北宋，是精英人才井喷的时期。

　　读书周刊：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逻辑可循的?

　　王水照：至宋代，科举制度这个培养和挑选人才的机制已经很成熟了。北宋举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家，一举占了一半;还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他们虽各有所长，但都是文学、思想、政治领域的跨界人才。

　　读书周刊：博学而多才，为这样的人编纂全集，难度也就更高了吧?

　　王水照：为精英人物编纂全集，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目录学中的集部，而应囊括经、史、子、集四部，才能贴切反映他们全面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造。不过，对编纂《王安石全集》来说，真正的困难还不在于此。

　　读书周刊：难在哪儿?

　　王水照：王安石生前身后，都遭遇了不公，对王安石的评价，历史上也总是反反复复的，使得他的著作散佚严重。人们一般找得到的，无非就是　《周礼新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这三种，远不能反映王安石著述的全貌。

　　读书周刊：这正是《王安石全集》的价值所在——从历史深处“打捞”出了一个全面、真实的王安石。

　　王水照：全集共收入王氏著作13种，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收到的全部，将来怎样，就不好说了，就目前来说，全集是全的。

　　读书周刊：“全”是怎么做到的?

　　王水照：我们在辑佚方面用功尤深，就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以前人们对　《易解》《礼记发明》《老子注》《楞严经解》这些文献，关注得少，而我们则从中挖出了不少宝贝。

　　此外，我们还对一直有成本流传的诗文集部分和《唐百家诗选》，进行了详校、广辑与汇注，力求准确。

　　变法之过

　　读书周刊：您刚才也说，王安石生前死后，争论一直没断过，毁誉参半，争论焦点就是变法。您是怎么看待王安石变法的?

　　王水照：王安石变法，是应时而变。宋朝开国君主们设计的种种“祖宗家法”，为的是维护和巩固赵宋政权，防止篡权政变，所以要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对巩固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外来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间长了，消极面就显现出来了。

　　比如在军权方面，为了防范武将跋扈擅权，朝廷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往来在路上，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造成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而且兵种复杂，禁兵、厢兵、乡兵、藩兵重叠设置，造成严重的“冗兵”。

　　再如政权方面，厉行权力制衡，鼓励“异论相搅”，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臃肿又无能且腐败，造成严重的“冗官”。

　　还有财政方面，到宋仁宗时，不仅国库空虚，每年还要向辽、西夏输纳大量的“岁币”，这又是“冗费”之弊了。

　　国家积贫积弱，不变法不行。

　　读书周刊：王安石新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王水照：新法设计以理财和整军为两大目标：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

　　理财是重点。王安石认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调动劳动者的创造力，开源和节流并举。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把天下财富看作不变的常数，否认创新带来的新增量。

　　读书周刊：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司马光的观念僵化不足取，但王安石的“良法美意”为什么最后没能实现?

　　王水照：因为他面临着三大困境，而他一个都没解决好。

　　一是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王安石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没做化解矛盾的努力。其实当时的矛盾是有可能得以化解的。司马光和他，纯属政见不同的君子之争，在忠君体国、不谋私利方面，他们是一致的。司马光曾给王安石连发三通信函，细说新法推行过程中的流弊，娓娓剖析，长达3000多字，可王安石的回复呢，《答司马谏议书》寥寥300字，而且话锋犀利，一点都不给比自己年长的老友面子。不能实现沟通、合作，导致王安石变法中无人可用、无机构可倚。

　　变法需要执行机构、执行人员，但王安石都缺，于是他仓促建置，鲁莽启用未加训练的新人，导致很多执法的官吏，其实是贪腐分子。

　　第三个困境是急于求成造成的。改革既不能敷衍推诿，也不能急躁冒进，这是一种政治艺术，但王安石一方面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也怕宋神宗随时会收回给他的权力，所以每隔两个月就推一个新法，这样的频率，大大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以致产生种种乱象。

　　读书周刊：是否留下了一些积极影响?

　　王水照：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其中王氏亲自主持的近7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

　　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至靖康长达20多年里推行的“新法”，其实只是冒了新法的名，实则已与王安石无关了。

　　学术之博

　　读书周刊：新法没有成就王安石，反倒是他的文学名篇，至今传诵。

　　王水照：王安石兼擅散文、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

　　尤其是散文，他留下了一大批名篇佳作，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广阔的社会现实，所表现的高超的写作技巧，都有力地说明了，王安石确实是一位散文大师。

　　早在庆历年间，欧阳修看了王安石的散文后，就托曾巩传话给他：“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说明王安石早年是学韩愈的。宋代散文家大都是平易婉转的风格，王安石却取径韩愈奇崛雄健一路。但虽然始于学韩，王安石最终是独树一帜的。

　　读书周刊：与散文相比，王安石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是不是弱些?

　　王水照：不是他弱，而是我们之前了解太少。

　　其实，王安石现存诗歌有1600多首之多，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列举北宋诗体五种，其中就有“王荆公体”，与“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邵康节体”并称，说明王安石对宋诗的发展和演变是产生过影响的。

　　王安石存词29首，数量虽少，但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之风弥漫的词坛，首开豪放一路，也是难能可贵的。

　　其实，王安石最被忽视的是他在经学方面的成就。邓广铭先生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从其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居首位的人物”。但在具有很大学术话语权的《宋元学案》中，“荆公新学”却被列于全书之末，又以“荆公新学略”题名，不得与其他诸子之“学案”同列，隐含着视之为异端邪说的意思。实际上，早在庆历二年至四年，王安石就撰成了《淮南杂说》十卷，当时就有“《淮南杂说》行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的说法，王安石应属于开创宋学方向的先驱人物之一。

　　及至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安石奉旨设立经义局，主持三经新义的修撰;熙宁八年书成奏上，颁行全国，作为衡文取士的标准，一跃而为官方哲学;晚年退居金陵，王安石仍孜孜于《字说》的著述，至老不辍。

　　在北宋中后期的60多年间，王氏新学高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顶层，即使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盛行，也无法摆脱王氏新学无所不在的持续的影响力。但由于“新法”遭遇不公，“新学”也就一同被湮没于茫茫历史中了。

　　延伸阅读

　　不同人眼中的王安石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王安石。

　　本版精选的三本王安石传记，在众多王安石传记中，质量上乘，却又视角有别。三位作者，分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写作意图，他们对同一传主的打量，各有侧重，三本结合着读，或许可以读出更多。

　　斥污言，为佐证自己

　　梁启超为人物作传，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1901年至1904年间所撰中外人物传记，是为佐证自己的“新民”思想而作;1908年所撰《王荆公》，则是为佐证自己“立宪”理想而作，即这本已成经典的《王安石传》。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数为第一义”，详细论述荆公“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同时，“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并针对“反对党”的污蔑之言，作了详细的辨析。

　　梁启超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非凡，常用大量排比句式，行文一泻千里，大气磅礴。本书虽是文言创作，但读来无艰涩之感。

　　为求真，四写王安石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邓广铭四次为王安石写传，本书为最后一个版本。面对史料，作者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全面客观地把握王安石的人格和业绩、气度和胆识，改变千年来铸成的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

　　本书曾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

　　做年表，精确到天

　　在18卷《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易中天坦言：“王安石变法非常难写。”

　　最大的难点是立论和观点。关于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研究，从宋代开始就有一个“选边站”的问题：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反对。而这种“选边站”的研究方式，导致双方在研究时都采用了倾向于自己观点的论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可靠。易中天的原则是选择一个客观中立的视角，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写作的另一个难点是史料庞杂，王安石变法牵涉到的人特别多，党争又此起彼伏，很多事情像一团乱麻。理清乱麻，易中天的方法是做年表，而且精确到天，很多微妙之处，会在年表上显现出来。

　　本书是否达到了易中天的预想?有待读者自己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