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化体制

“分科”真的要比“分人”好吗?

发稿时间:2020-11-26 14:36:41   来源:《文史哲》   作者:罗志田

近代中国在西潮的强烈荡击下,曾出现中西学战的说法,到民国初年依然流行。随着西学经新学的过渡而渐成普适性的世界学术,西来的分科模式也以现代学术之名而成为正统。由于中国学术向不重视分而治之,对当时读书人来说,学术分类其实是个现代问题。更因中国文化一向把学问看得很重,以西学为基准来进行学术分类又绝非小事。早年曾大胆主张尝试全盘西化的梁漱溟,就一直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要素在西式分类下的无所适从深感不满,晚年遂提出一套独到的学科分类体系,正式挑战西方,试图重新制定现代学术的规则。

如钱穆所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全中国人的说法或有些夸张,但对相当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这的确是个魂牵梦萦的问题。而学术的分与不分,既表现出中西思想的一大差别,也是中西学战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些文化立场偏于保守的学者,更因防守而创新,创造出过去不存的四部之学,以证明中国本有学术分类在,真可谓传统的发明。其实中国传统是钱穆所谓通人通儒之学,入民国以后那种分门别类、务为专家的倾向,乃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尽管古人很早就有学问可以分而兼治的思考,并形成术业有专攻的认识,也一直在进行区分的尝试,然基调仍是通而后可分,正如知类是为了通达(《礼记·学记》),可以说这是一种通中可分的模式。即使退而从分的角度言,具体怎么分,中西间也存在带根本性的差异,非常值得探讨。傅斯年曾敏锐地注意到,中西学术的区分有一重要不同,即中国学术以人为单位,而西方学术则以学科为单位。他以为: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西洋近代学术,全以学科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学派数百之说,或稍夸大,至少把成“派”的尺度放得非常宽。然由于西式的“科学”以“现代”之名而成“世界”标准,中国式的“家学”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不够“现代”的负面现象。后来不少经过“西洋近代学术”洗礼之人,也因中西学术分别以人为单位和以学科为单位,便看轻中国学问。如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就特别反对古人分类重人胜过重学的取向,主张图书分类应当或“辨体”(以典籍之体裁为标准)或“辨义”(以典籍之内容为标准),而《汉书·艺文志》以人为部,是未能辨其义也”;后来《四库提要》沿袭了这一取向,其区分儒家、杂家,仍“在乎其人而不在乎其学”,而非“客观”的分类,可以说“无分类标准可言”。此仅举一例,却代表了很多趋新学人的共同看法。

其实《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不过据当时已存书籍之名而著录,所谓究于心者谓之学,形于外者谓之文,笔于书者谓之艺,实未尝于其中而更立部居。在江瑔看来,四部实彼此相通,其间亦无确定之界限。不过名立已久,骤难更变,且言其大概,亦颇各从其类,似亦不妨从众。然若语其细微,则心知其意可耳。江瑔曾留学日本,是同盟会员,也是民初国会议员,思想或在新旧之间,于学术则大体秉承通中可分的传统观念。可知分立部居已成当时趋势,江氏带有保留的从众主张里,隐约透出陆九渊所谓一人力抵当流俗不去,只好高着眼看破流俗之意。当年曾逐月看《新青年》的钱穆,或许对傅斯年的说法留有印象。他后来论及学附于人时,则完全反其道而言之,理直气壮地将之视为整个中国学术的特点。且这不是一个随意的论断,而是对中西对学问分类态度异同进行深入探讨后的结论。他先提出一个学与人关系的根本问题:

究是为了而始有,抑是可以外于而存在,为了寻究此而始须之努力从事?换言之,究是由学来完成人,抑是由人来完成学?再换言之,一切学是否为人之主观而引起,抑有其客观自存之地位?

西方人看重各种学问之分类,似认为“每一项学问,都有其客观之存在,与其各自的终极境界”,亦即“有其本身自有之疆境与范围”。由于学问就是“探究此客观之外在”,且做学问“主要在寻求真理”,这就要求事先即“抱一超然事外之心情”,使每一门学问能“到达一超越抽象之境界”。于是“其学问遂走向分科专门化之路”,有待于“人之分别探讨”,而且要“各分疆界范围以为探究”。简言之,各种学问皆“外于人而存在”,形成了“学为主而人为从”的局面。在中国观念中,“一切学之共同出发点是人,其共同归宿点仍是人。人是主体中心,由此主体中心之种种需求而展演开放出种种学,学本非外于人而存在”。各“学既无其独立客观之存在,故无为之严格分类之必要”,也就是“人为主而学为从。每一学之背后必有人,人之重要远胜于其学”。简言之,“中国传统,重人更过于重学,学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为人之品格分类,不重在为学术分类”。

钱穆所论与傅斯年眼里中国以人为本,以学隶之而西方以学为本,以人隶之的观察大致相类,不过两人的评价截然相反。不论钱先生是不是有意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看法,他们的认知已成某种对峙的形态。不过傅斯年所说的大体是无附带条件的,而钱穆则把品格作为的重要附加条件。然而当人的分类依品格而定时,探讨的已经不是的对应,在这里实已变成无足轻重的附属范畴了。章学诚曾提出,先秦诸子百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学术由公而私的转变,还有与前不同的一大特色,即以学属乎人。钱穆注意到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之《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虽仅为书籍分类,而分为王官学百家言。又在百家中分儒家、墨家等,凡此皆仍从人事分,不在分学之内容。此说大概是本《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唯人事有大区别。当学在官守之时,有的官守似乎是一家人世传的,但是否皆如此,尚难确定。似乎只能说王官学从事分,而百家言从人分。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以学属乎人的模式不能随便往上推,则其所具的代表性就要稍打折扣。傅斯年当年带有强烈的反传统特色,上引他的概括可能带有故意说的成分,褒贬不免稍过;而钱穆想要为中国学术正名,强调学以人为单位的正当性和持续性,多少也有点倒放电影的意味。他们都忽视了汉以后最吃重的经学。汉代诸经的博士最初以人分的倾向明显,一种经典都可以分几家;然而后来就逐渐变成了一体的经学,似仅闻礼是郑学之说,此外少见其他的在。从清代段玉裁提出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的要求看,经学里虽然也有不同的在,却已不甚清楚,当然也就说不上学以人分了。段玉裁是正宗的清代汉学家,所以他要的各位最晚到唐代,宋明儒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中。这牵涉到理学是否经学的大争论,太过复杂,当另文探讨。而宋儒或因要与禅学争胜而受其影响,大儒多称子,学附于人的现象要明显得多。后来的学案体更受到禅宗灯录的影响。佛家素重不间断的代代传承,诵读同一经典,有无师传,相去甚远。则学以人分的现象未必仅是中国特色,或广及我们眼中的东方。真正以人为单位的大创举,是司马迁创立的史以人出,即以人为中心来构建历史。后之所谓纪传体,是20世纪以前所有中国正史的基本形式。然而历代言史学,似也少见学以人分的现象。如果学以人分的特色在最主要的经史两学中表现都不显著,则其作为中国学术代表性特色的资格,可能要进一步打个折扣。不过钱穆并非随意这么说,他是从思想文化的大趋势看待这个问题的。在钱穆看来,中国学术思想乃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则四围向之者愈广,如孔子是已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围之互异,但终见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而西方之学则由四围各自发展,无一共向之中心,故其为学乃日趋于相异。于是西方学术惟见其相异,不见其大同。各自然学如此,人文学亦然,以至于各社会科学莫不皆然。这是因为学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则各异,而又无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为学,可以互不相通,乃无一共尊之对象。正因中国学术是由四围共向一中心,对中国学者而言,一切知识与活动,全就其对人文整体之看法,而衡量其意义与价值。故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与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相比,其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天文等知识,在中国学者心目中,只当是一技一艺,是一种博闻之学,仅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而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且也不肯潜心深究。故自然科学在中国知识界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那些受人轻视的技艺,也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就是人文界任何知识与事业,仍不过为达到整个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径;若专一努力于某一特殊局部,就是执偏以概全,故学者没有专门探求某一种知识与专门从事某一种事业之理想。我们不必深究钱先生对西方学术的认知,他对中国学术的看法,则是有心得之论。或许可以说由于中国古人对学问的态度是重人过于重学,故治学不提倡分科,尤其不注重区分学的细微内容。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的确不容易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然而在操作层面,无论是从性之所近还是从术业有专攻方面言,学问都很难不分而治之。这就形成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学虽已分而人还是心存整体。这个特点在经学上表现得最明显:具体落实到个人,学者所侧重往往只是一二经或各经相通的几个问题,但他们都注重学术的整体性,是在一体性的学术认知下分而治之。比起以学为单位,以人为单位更注重学问的整体性;但比起以人为单位,还有一个连都模糊不清的学术认知在,对整体性的强调又更进一步,——因为的超越性以及经典的独尊,经学本不像后来的四部想象那样是与他学并存的一学,所以基本没有以学为单位的意思;同时它也很早就疏离于以人为单位而自成一体,导致亲近学以人分的段玉裁重新提出以贾还贾一类要求。简言之,经学虽也通中可分,却并不侧重于分。而以学为单位以人为单位,却都着眼于分。从中西学术分类的对照着眼,在学附于人或人附于学的差异背后,隐伏的正是以什么为学问单位的问题。故傅斯年实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而钱穆所说西方各学都有其客观之存在,与其各自的终极境界,也是深入的观察。学问的单位确是中西学术分类异同的要点,如何在这个层面思考和认识学术分类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斟酌。据杜亚泉的观察,西方不论地方、阶级、国家、民族等,皆为一团体而成一种之人格,对于他团体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而中国则不同,不管是城、镇、乡一类地理上之名称还是省、道、县这样行政上之区划,皆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简言之,中国除自然的个人以外,别无假定的人格,故切以个人为中心。杜氏虽非论学,却颇予人以启发。盖中西学都有所区分,唯中国各学因本是公而非私,故虽各谓其道,却并无某种假定的人格在,反可以自然人为单位而传承;而西方各学都带有一种假定的人格而成为主体,故能以学为单位而独立并彼此竞争,成为类似于钱穆所说的客观之存在。这的确是造成中西学术区分差别的一个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中国的学问分为共通之学和具体之学。章学诚已指出,古人致力于学,是将以明其道。故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而非所以名其学也。就像识大识小,莫不有文武之道,方有当于圣人之择;不论经学史学所成之书,也以于道必有当为准绳。如果先悬经史以为标准思以其学名,则无当于道,也不足为学。换言之,以求道为目的才是共通之学,而像经、史这样的具体之学,不过是其下的不同途径。它们的确实际存在,似乎像是有单位,却并不自足,故其独立的资格也不显。进而言之,此学术异同背后是中西文化对共通的人与具体的人之不同认知。在钱穆看来,中国传统中有一个共通的做人理想,所有学人都在此理想之下治学。而西方人似乎并不注意如何做人这一门学问;在他们做人的理想中,似乎只想到如何做一宗教信徒,如何做一国家公民。故做学问的只想如何做一个专门的学者,其他各种行业也是如何做一政治家、律师、医生这样的人物。我们且不管西方是否真没有一个共通的做人理想(窃以为还是有的),但西人确实非常重视如何做一个具体的(有单位的)人。太注重具体,也可能导致人在学术中的隐去。由于学问上的分工愈细,已到几乎难以综合的地步。故学与学间,分疆分道;而治学之人也只能以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成为各种学问之专家。且因每一人只附属于每一学,而又是附着于每一学之分枝小节上,于是从事于学的人则奔驰日远,隔别日疏,甚至人与人不相知。以致除却其所学,乃不见其人之存在,终因为了学而失却了人。为辨析中西学术的异同,钱穆曾提出:中国人乃是先有了一的观念,而始形成其学术上种种之者。西方人则似先肯定了此种种之,而后始求其发为种种之者。这是在明体达用的中国范畴里做出的区分,有其特定的含义。然若中西皆各有体用,进而将此所谓引申理解为杜亚泉所谓存有假定人格观念主体,则钱先生似也同意中国在共通之学下面的具体之学也近于独立或至少半独立,只是不像西方那样彻底而已。所谓半独立者,是由于中国的学科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主体,故即使分也难立。如黄侃所说:有形之形,固不可并;无形之理,亦何可泥?但求其大体而已。他似乎是说,有形的研究对象本来不同,实无需再分;而无形的学理应是通达而虚悬波动的,分则拘泥,泥则湮塞而不通达,不仅无多帮助,反而连大体也难求了。黄侃虽因此而反对学术分类,却也承认不同的研究对象可能影响和制约治学方式,大体仍有上述共通之学和具体之学的意思。上面所言更多是学理,若回到学术的实际状态,中西对学术分类的不同态度在近代中国的此消彼长是显著的。进入20世纪后,中国新学人基本在西学模式的影响之下。尽管过去中国人观念中并不认为有一种客观外在之学术系统之存在,近代学人却常讲为学问而学问。不论治何学,好像每一套学问,各有其客观的外在。而这一套学问体系是外在于人之完成社会人群事业之实际应用。于是学问遂与人与事分离而自成一系统,学问乃超然于人之外。这样,中国学术也就从过去由人来做出此学问变为由学问而来产生出学人。换言之,在全球化的大势下,西学与现代学术的同质化,使过去他们的问题成为今天我们共同的问题。西学曾有的问题,例如学术中人的隐去,现在也都表现在中国学术身上了。但西潮冲击带来的问题,并未因学术的全球化而消失。如何理解和展示中国自身的传统学术,成为很多读书人的一个现代负担。傅斯年很早提出的问题以及钱穆的回应,揭示了中西之间一个带根本性的差异。尽管他们对什么是学问单位的辨析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对此的反思,或也对我们思考今后的学术发展不无启发。从上文的探讨看,学科背后有假定的人格而成为类似客观存在主体,确是西学多而中学少的重要特点;而以人为单位则未必是中国学术的代表性特色,更多毋宁是在西学的冲击和参照下出现的一种建构。傅斯年和钱穆都曾有意寻找传统的一些特点,甚或有意无意间夸大和凸显传统的一些面相,作为其所欲言的依据。他们褒贬背后所隐伏的关怀,仍是钱穆指出的中西文化高下优劣的问题——傅斯年想尽快赶超西方,而钱穆则欲为中国传统正名。

由于外来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思想,近代中国出现了列文森所说的根本性“语言转变”,致使中国从学术到文化都难以自我表述,产生出某些具有“创造性”的诠释,实不足为奇。如果说四部之学是为正名而“发明”出来的传统,与其相比,“以人为单位”的建构虽然有着更深厚的基础,本质上仍是一个不得不用他人的解释体系来表述自我的问题。这样的建构性认知使中西学的差别变得显豁而互不相容,实则不论当年还是今天,中西学术都未必就那么泾渭相判。盖“中学”本是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对应“西学”而生的名相,由于西学已基本衍化为现代学术,今日已难有与西学对应的中学可言。或者说,今日学人口中的中西学术,已非过去言说中的中学、西学。尤其过去的几十上百年间,中西学术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双方接轨的程度也早已日新月异。其间固不排除有“文化霸权”的因素,更有某种共同的需求。我们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分享着他们的问题,却大可不必延续昔年“学战”的心态,不妨努力为双方的对话和沟通寻求更多的可能。
(作者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