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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古今之变”

发稿时间:2020-07-07 13:36:50   来源:《社科院专刊》   作者:李存山

  中国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古今之变”。由于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规范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谈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识体系”,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

  发展阶段和图书分类

  梁启超在1902年作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把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八个时代:第一是“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也就是中国的上古文化时期;第二是“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也就是先秦诸子时期;第三是“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也就是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独尊”地位的时期;第四是“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也就是魏晋玄学“儒道互补”的时期;第五是“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也就是南北朝以后的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时期;第六是“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这主要是宋元明理学的时期;第七是“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这是指清代学术,后来梁启超写有《清代学术概论》,认为清代学术是“以复古求解放”的时期;第八是“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就是指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了。

  关于“胚胎时代”,梁启超说:“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盖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 中国学术思想的“胚胎时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经典形成,即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就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文化的优秀传统。

  关于“全盛时代”,梁启超实际上比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更早认识到,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期”,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在那个时期都实现了思想或哲学的“突破”。梁启超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所谓“如春雷一声”“如火山乍裂”,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中国文化在先秦时期所实现的思想或哲学的“突破”。

  在梁启超的思想中,先秦诸子的“突破”不是一种断裂性的突破,而是一种“温和”的突破,是既有连续性又有飞跃的一种突破,是从“胚胎”而长成到“全盛”的一种突破。

  中国传统学术的著作形态和图书分类就是以“胚胎时代”的经书(以及儒家对经书的诠释)和“全盛时代”的子书为基础的。除“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之外,还有《道藏》和《佛藏》等。在学术分类上,宋代以后也逐渐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等分法。无论经学、子学、道学、佛学,还是理学、义理之学等,实际上都难以等同于“哲学”这个“学科”。

  “哲学”译名的引入

  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

  “哲学”译名出自日本启蒙学者西周,他先把philosophy 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希贤”出自宋代周敦颐《通书》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尚书》中有“知人则哲”的表述,孔子临终时慨叹“泰山颓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哲”是智或大智的意思。西周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始将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philosophy”源自西方,但“哲学”这个译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产物。

  “哲学”译名于1895年首次出现在中文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十四卷修订本)中。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皇帝的《请开学校折》中提出废止科举,广开学校,其中讲到德国的大学“其教凡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欧西各国及日本“皆效法焉”。此后,梁启超、严复、蔡元培、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都有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

  张岱年先生在1937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其“序论”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他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依此见解,则中国就没有“哲学”;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依此见解,则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哲学”这个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这实际上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在“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这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强调它是“中国系的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四库全书提要》“易类序”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讲“天人相与之际”萌芽于中国上古,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始终。清代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天人之道”是经书中的“大训”(大的义理),而在子、史、集中也有讲“天人之道”的“大训”,这个“大训”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或“知识体系”,我在《中国传统哲学纲要》的教材中表述为天论部分、人论部分和知论部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除了前人讲过的“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知行合一”之外,我认为还有本体论与宇宙论合一、性与天道合一、人性论与价值观合一等。

  因为中国传统学术没有规范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其“边缘”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又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务为治者也”的宗旨,所以其“边缘”之外的许多知识如史料考证、人物传记和社会历史背景等,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也有着丰富和广泛的内容。

  浅议中国现代哲学

  知识体系的建设

  中国文化自1840年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冲击与变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主要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不断的中国化。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体系建设,我想应是中、西、马哲如何“综合创新”的一个问题。从中国哲学(史)学科考虑,我想应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他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一个“新的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他在1940年写成的《天人五论》,意在实现这个纲领的“构想”。虽然张先生的哲学体系没有最后完成,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在现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张岱年先生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所以中国现代哲学的知识体系也应是“多元与一体”的统一。现代新儒学的“新心学”“新理学”等也是多元中的一部分。马哲、西哲等学科的综合创新,当更有新的成果。这些多元的互补所形成的“一体”就是中国现代的哲学。

  二是“天人合一”与“明于天人之分”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其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而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不是从总体上反对“天人合一”,而是要明于“天人之际”哪些方面是统一的,哪些方面不应该“合”而应该“分”。在现代知识的背景下,“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也会有“分”与“合”的不同哲学形态。如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一本多级”或“物本心至”的观点,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普遍的规律,又分为物、生命和精神活动等多级,每级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就整个世界而言,物为一本,而人的精神活动则属于最高层级。这种现代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有利于人类客观地认识自然界,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我想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三是知识与信仰的关系。西方文化有知识与信仰或宗教与哲学、科学的二分。中国传统哲学的“仁民爱物”或“民胞物与”,“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普世道德,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化的天地信仰,“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科学知识的背景下,中华民族是否还可以保留对天地的信仰,延续对“天、地、国、亲、师”的尊崇,是否还要讲“天地良心”或“头上三尺有青天”等,如何保持知识与信仰的协调和张力,我想这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