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第二届丰子恺散文奖揭晓，我的散文《司马迁的选择》有幸获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说：“《司马迁的选择》，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自省意识，抒写了知识分子的风骨。”我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今天，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文字向丰子恺先生致敬，也是表明自己的心志：先器识而后文艺。”评委会的授奖词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责任感、自省意识，与我所说的“先器识而后文艺”可谓不谋而合。

　　“先器识而后文艺”，这是丰子恺的文艺观，这一文艺观是从他的老师李叔同那里继承而来的。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艺观——先器识而后文艺》一文中写道：“‘先器识而后文艺’，译为现代话，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还说：“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剧、绘画、音乐、文学等文艺修养，同时更致力于‘器识’修养。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诫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

　　丰子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是中国读书人的一座标杆，也是我素所敬仰、所热爱的一位作家艺术家。从少年时代读他的散文起，这份热爱就从未改变。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阅读《缘缘堂随笔》《给我的孩子们》等作品时的喜悦。他的散文和漫画中流露出的慈悲、仁爱和童心，令人感动，也给我以深刻影响。正如俞平伯所评价的那样：“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丰子恺是一个有情怀、有风骨的文人。他深受弘一大师影响，终其一生都忠实地实践着这一文艺主张，他的为文与为人高度统一。丰子恺终生以慈悲为怀，他爱人类，爱社会，爱世间万物，尤其喜爱孩子。他的作品与他的人一样，充满了爱。爱，是丰子恺所有作品的主题，是他所有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浓浓爱意，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先器识而后文艺”，也是我的文学主张。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认为，“游于艺”(礼、乐、射、御、书、数)不过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之余事，“道”“德”“仁”先于“艺”，重于“艺”。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教育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学艺。古人关于“器识”与“文艺”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仍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人们常说：“为文先为人”“人品决定文品。”人品指的是人的品格，文品指的是文章的格调。古语说：“‘文如其人’，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中国自古注重人的品格的塑造。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浩然之气、重人伦道德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古往今来贤能之士无不道德文章相得益彰。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没有高尚伟大的人格，就不可能有高尚伟大的文学。这一论断可谓掷地有声!

　　文章关乎世道人心，为文须有担当。我写《司马迁的选择》，正是有感于他在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时的风骨与勇气。司马迁一生中有三次重大选择，三次选择成就了一部伟大的《史记》，也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作家。在面临生死选择之际，他没有为保全名节而慷慨赴死，而是以极大的勇气选择了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宫刑，选择了更为艰难的“隐忍苟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我写作《司马迁的选择》的时候，我时时为之感动以至涕下。作为一名作家，“器识”永远重于“文艺”。当我们提笔写作时，绝对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