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礼乐两种手段运用相得益彰时，社会政治就能够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下和”的理想境界，于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状况也就真正得以实现了。

　　在古代传统政治中，礼乐是儒家礼治主义者手中两张不可或缺的王牌。在所有的治国之术中，儒家从来都认为礼乐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礼记·经解》说：“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礼记·乐记》则说：“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在《礼记》作者看来，如果邪恶已成，然后止之，那已是法治，与儒家理想中的礼治教化大异其趣;只有借助于礼乐这一教化手段，才能使人“徙善远罪”“移风易俗”，进而实现礼治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要实现这样一种政治理想也决非易事。因为礼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带有普遍原则的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它与个体的自然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单纯以礼制强加给个体，不但不能造就个体践礼的自觉行为，而且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礼制的抵触和反感。《礼记》作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主张以一种愉快、和乐的方式培养起人们的平和中正之心，以便使其恭顺践礼。

　　因此，从教化的角度来说，礼和乐实际上是一件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不同侧面：一是礼制的设立，它创造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形式，将人们的言行纳入一定的范式之中;二是以乐教为手段，通过陶冶人的内心情感来促使人们把礼制转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

　　《礼记·乐记》对礼乐的相互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就总体而言，《乐记》对礼乐的认识既是一种对宇宙大化的感悟，同时也是一种对人道本质的确认，具体来说，《礼记》在阐述礼乐在政治教化中的不同作用时，有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其一，礼外乐内。《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远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在这里，作者不仅阐明了礼乐治天下的道理，而且区分出了礼乐治天下有外内之别。《礼记》作者已经认识到，礼是一种外在规范。它首先要求的是言行端庄中正，无过无不及。然而如果单纯从形式上要求人们言行端庄中正，那就难免会造成礼仪的程序化而无法将礼化作个体的自觉行动。此时，乐作为一种内在情感的陶冶方式就显得必不可少。因为儒家所推崇的和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符合天道自然的和谐。只有那些内心平和中正，能固持本善之心的人才可能制作出这种和乐，而组成这种和乐的一切形式，如适当的曲调、节奏等，都可以感发人的善心，从而使个体得以在一种愉悦的心态中自觉践礼。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乐在政治教化中的内外之别，实际上指的就是礼乐分别承担着教化人们身心的不同职责。

　　其二，礼异乐同。如前所述，礼制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整套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卑卑的社会等级制度，其实质是“分”和“异”。但是光讲“分”和“异”，容易导致严重对立，于是需要找到一种使社会不同等级的人们能够彼此心灵交通，关系协调的手段。古人从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中得到启示，找到了“乐”作为和同万物的最佳方式。“乐”的实质是“和”、是“同”。《礼记·乐记》对礼乐在区分与和合社会成员等级关系中的不同作用，作了极为详细的阐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以上论述表明，就政治教化而言，礼的作用是“异”，乐的作用为“同”。所谓“异”，指的是一种等级差异。在《礼记》作者看来，这种等级差异体现的是一种宇宙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和谐的内部环境。造就这种和谐的内部环境正是乐的功能所在。乐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是因为从本质上说，乐具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的特性，可以直接指向民心之内。因而，为了让人们自觉践礼，统治者就必须“反情以和其志”，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应该“广乐以成其教”。

　　总之，在社会等级制度下，礼与乐的政治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正所谓“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仁近乎乐，义近乎礼”。通过乐的推行，可以从心理上起到调和社会各等级之间矛盾冲突的作用。处于社会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通过乐的奇妙作用，可以实现感情上的融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融和安稳的氛围之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因礼义划分等级亲疏造成的社会成员间的隔阂与不和谐。当礼乐两种手段运用相得益彰时，社会政治就能够达到“礼义立则贵贱等，乐文同则上下和”的理想境界，于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状况也就真正得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