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谈西方学术强力冲击的外因。因为，只有发现了中华学问体系自身走偏、式微、衰败与坍塌的内在主因与机理，我们才能真正认清自身文明与学问体系的根本规律，才能进而明白未来复兴重构中华新学问体系的主攻取向。

　　若是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华后学何以越走越偏、终致整体崩盘的？我的答案是：秦汉以后的大多数学人，没能真正领悟与把持住我们文明最最重要、最最根本的“大合一统”之本质与趋向，背离与丢失了“大一统文明”学问体系应有的、将儒释道等诸学统合成一整套的正轨大道，从而陷入了渐行渐远、越走越偏的长期衰落走低之境地。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大关节点上。

　　一是，我们的先辈学人，没能在“大一统文明”应有一整套“一统学问”的首要原则上，达成坚实的共识，形成集体的合力。

　　应该说，诸学合于一统，应是“大一统文明”最基本的要求、最坚实的发展平台、最坚定不移的总体目标。这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这也是老子曾经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的方向。可自从儒学兴盛以后，这一尚未来得及进一步明确与巩固的努力，便实际上发生了悄然却根本的转变。

　　二是，老子以后的中华后学，很快就丢弃了、或者说无奈地放弃了自己最高的“一统学问”追求，滑落到山头林立、沟壑纵横的群雄逐鹿、学派纷争的“难有大为”之乱局中去了。

　　为何说这是一种“难有大为”的中华一统学问之乱局呢？因为，当人们不再站在全员一统的平台上、而是站在各自相对局限的学派视野中进行思考时，大的一统格局便早已根本地改变了。老子，是站在为天、地、人、物谋的一统立场上，去做天道与人德之一统学问的（其探求的是“天下至道”，其目标是天下人、物合于“一道”）；而自儒学始，各学各派则统统放弃了最根本的“一统学问”之先决前提了，包括后来的道学与道教，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加入到了先画地为牢、再以一己之学贯通的“背道行”努力中去了。

　　此时各学各派自身体系的贯通整合、或者一统，与所有诸学各派的一统、中华学问在一整套道与道理体系下的总体一统，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上的。这种学说教派的贯通、整合、统合、甚至一统，是无济于事的，是无补于业已支离破碎的学问生态之大局的。这种靠着中华文明统合之内在必然性与惯性，以及靠着政权统治力量强力促成的某学独尊与数度一统，早已是偏离中华学问大道后的“无力之举”了。自从后学从大一统中华学问的平台上跌落下来，变成各个山头、条条峡谷中私己学说的一统努力之后，他们越是努力、越是想做得更好，也就越是走偏，越是将那原本高度一统的中华学问搞得不伦不类。

　　三是，由于我们的前辈没能在“一统学问”的认知与努力上形成合力，由于我们的前辈很快就陷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儒释道各派“争霸赛”的怪圈中去了，也由于我们的前辈集体偏离了在尤为关键的知与行两域关联处找寻中合一统文化形态的努力，非常可惜地，我们虽然也做了一些说文解字、训诂考据的工作，却并不是从中华一统道理学问的角度、从提领统合全民族世代知与行的角度、从塑造中华学问体系之核心大道形态的角度，思考与拓展那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凝合知行的成语典故、或字词成语名言形态的。

　　两汉、甚至老子之后，用今天多少有些西化或不那么贴合本土文明的眼光看，我们似乎是越走越高、越来越走向深入了，是越来越有大脑般的思辨学术之味道了。可这对非“大一统”的文明来说，可能是好事，对“大一统”的文明、特别是有着“普天之下合于一道”旨向与追求的中华文明来说，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背大道而逆行的偏行下落之尴尬努力。脱离了自身文明的根本与实际，偏离了中华学问体系原本有的的宽广大道而步入越来越纷乱混杂的沟壑丛林，其之败落、其之被遗弃，便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当然了。从更广阔的自然发展观看，这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学问复兴重构之前，必须经历的一个集体分辨之过程）。

　　依着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从儒学专注人世社会、伦理秩序，特别是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强权背景下的中华学问生态，便已经开始了降级而行、山头分立、有违大合、偏寻极行的走偏式微之历程了。

　　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看似在以统合、契合、和合、和顺的方式，进行着一种明确与恢弘的体系合构。然而，他及他所代表的、先后受到皇权统治者首肯的当时学问主流，却是显然偏重于儒学的，却是将人世人伦更多地从天人合构的大框架中提拽出来的，却是丢弃了老子天人道统一体两面观的。这也是汉武帝“独尊儒学”这一给后代带来长远影响之举措，孕生、出炉的学问之大土壤、学界之大环境。

　　再往后、或者与此同时，主张道学、佛学的非主流或一时占据上风的学人们，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或在激烈的争吵扭打中，从中华学问一体统构的大合平台上不知不觉地滑落到了较低层级的“三国时代”了（对分之道文明来说，从“一统”到“三国”，总体上更多的是进步；对合之道文明来说，从“一统”到“三国”，根本上更多的是滑落、是偏行）。

　　可以说，整个从两汉到唐宋的朝代更迭时代，中华学问都是在儒、释、道三家的比拼与争锋中纠缠着、混交着、演绎着、发展着的。也是在一步步地走向着偏狭的。

　　直到打着复古旗号、实则复兴孔孟儒学的古文运动与理学心学的波澜壮阔展开，中华学问又一次地进入到了一个儒学及儒学后续发展，几乎一统天下的新时代。这个最终导致中华后学全面覆亡的时代，就儒学本身而言，真正实现了独尊独统的最高大合，却由于其从一开始就是以道学道教和佛学佛教相对照、相参校的，所以，其对学界、学问系统的大合，从更大范围、从整个中华学问体系的角度看，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一方对两方或多方的分立、分裂与大分。这与大合文明之合所有一切的取向、特别是统合与合构诸子百学于一体的终极目标取向，更多的是背道而驰的。

　　当儒学、儒教，几乎彻底地实现了对学界、学问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统把控之时，也就是她与整个中华后学整个偏颇建构迎来土崩瓦解之日。此所谓盛极而衰。儒学、中华后学，极盛却迅速地大衰，这背后透露出的，不仅仅是自然辨证法的普遍规律，更是以大分求统合之偏行作为所无法解决的深层矛盾。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全方位的、中华学问一览无余的“大一统”，只能建立在最全面、最完整的“大一统”站位与面对之上。任何以破分、细分、多分、极分为取向的降级求统，最终都只会因为自身的狭隘与局限，而被无法满足的进一步求大统一统之努力，彻底地颠覆掉，推倒重来的。无论儒学、儒教，还是道学、道教，只要其一开始便是分道偏行的，便是做为中华学问中的一员而非全部出现的，其注定便是大分格局下求统，便是有着自身分道行“天花板”的“难成之统”。这种降级行、不彻底、失大道、主分立的为学之道，注定是无法满足中华“大一统”文明对自身“一统学问”的根本要求的。是故，昔日两千年中华后学的推倒重来、重新洗牌，未来中华学问体系的重回最基础和最完整的老子自然天人一统合构，便是唯一不二的选择。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明朝的王阳明沿着“心学”路径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这为将早前一切中华学问集合统构为一体，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契机与思想平台；也使得中华后学重新回归老子等人的根本治学大道，崭露出了难得的新曙光。然而，一切似乎来得有点晚。在我们的思想家们还没来得及探索与发展出重返中华学问本道、大道的路径之时，中国人就已被动地迎来了此番“千年未有之大变”。一切的探索，就此改换了频道，也就根本无暇以顾了。

　　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刻反思中华文明、中华学统，并准备重新复兴自身文明传统的情况下，找准立足平台与切入路径，便是最需要优先做好的一项奠基工程。

　　是沿着儒学开创的、以某学一统天下诸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还是重新爬升到一统诸子百家中华之学的最高位，站到中华学问统合一套的总体立场上去（有人也将此站位锁定在中华“学统”的概念范畴内）？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比一切学术研究都更为重要的道路选择、方向明确、共筑千年一统基础大平台的大问题。

　　我所致力于的中华之道与中华道理体系，便是着眼于大合之道、“大一统文明”应有的中华学问之合一统构。这将是中华学问重新回归基础平台、重新从大合一统出发、重新面对天道认识社会现实、重新为中华及西方和全人类，所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地发掘。我以中华之道为统帅，但不独尊道学；我从儒学、尤其是儒释道三教的历史实践中汲取营养，但我更让自己把理性关注的目光，聚焦在整个中华道理体系与中华一统学问发生发展的原理、机制、规律上。我所发掘的中华之道及其道理体系，以天下人类和中西百学的一统为己任，试图从中华学问体系初创期、也是最具奠基性与统合性的先秦道合体系入手，为探索中的中国与世界重新呈现出一幅天下人类共生共合的图景来。

　　这必然会面临着两面作战。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全员统合之大道思维，在一方面矫正西方今日误入歧途的种种偏狭，在另一方面突破中华主流后学的框框套套。除此之外，我们还得不时地提醒自己，虽起自老子、道家，虽受其启发指引更多，但也同样不能陷入到“唯道论”的分立、偏道中去。故此，很是艰难不易。但只要胸怀无疆，站位全员，着眼普世，力促一统，相信我们会迈好中华大道行的前几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