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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祖六:中国收入不均根源在机会不均

发稿时间:2011-11-07 00:00:00
来源:《新世纪》作者:胡祖六

  化解收入差距挑战的钥匙是机会均等

  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堪比巴西、俄罗斯或者美国等收入严重不均的国家。一些学者视其为制约中国内需尤其是私人消费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有专家警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中国政府也为此忧心,多次提出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个重要政策目标。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采取“大锅饭”制度,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导致了中国的极端贫困问题。

  邓小平英明地实行改革开放,打破了“大锅饭”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尤其是解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大大刺激了私人经济的蓬勃发展。过去30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至少有五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

  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时期迅速扩大,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有许多复杂原因。必须承认,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完全平均主义的社会,有创造力的人缺少积极性,社会与经济就缺少活力。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在一定发展时期中的拉大,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收入差距的增加还有深层体制与政策的因素。比如,土地产权制度迟迟未能给中国社会收入最底层的农村人口最起码的“原始资产”,而土地征收环节中对农民权益的肆意侵犯,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台湾经济起飞时期收入差距并没有显著增加,其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未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激进政策下,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使台湾农村人口因拥有土地而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得益,从而奠定了台湾中产阶级的基础。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长期受到种种歧视,被排除在子女升学、医保、养老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体系之外,加之日益严重的滥权、腐败、裙带关系等问题,让人怨声载道。因此,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单纯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自然差距”问题,而是反映了社会不公正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仇官仇富”现象,本质上未必与收入差距有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它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权力滥用、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问题。

  消灭贫困,培育中产阶级,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总会有1%或者更低比例的人会拥有很多财富,他们的收入水平与最低收入人口之间的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但只要穷人数目越来越少,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中国可以有一些特富超富的人。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给了李嘉诚一个白手起家创业的机会,使他变成为首富和“李超人”。他的致富不依父荫,不仗特权,也非靠贿赂。香港的普通百姓包括穷人既羡慕他,也尊敬他,内心期望有朝一日也可以成为一个“小超人”。

  与其关注“收入不均”问题,我们更要正视“机会不均”的问题,即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死板僵化导致人口缺少垂直流动性。机会不均比起收入差距是远为严重得多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造成真正严重的威胁。

  单纯增加对富人课税,“劫富济贫”虽迎合一般人胃口,却是误入改革前的歧途。它将严重挫伤储蓄、投资与财富创造的积极性,拖累就业成长,并影响中长期税收,最终害了穷人。

  中国必须做两点:一是下决心普及义务教育,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增加贫困救济与转移支出,加强失业与养老保险等社会安全网;二是保障机会均等,革除腐败,减少垄断,建设一个真正透明、自由与公平竞争的游戏场,通过鼓励创业创新来创造更多就业、更多财富,从而实现更多税收与社会保障。

  如果中国实现了机会均等,收入差距何足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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