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段是客观存在的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1998年世界银行中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761-3030美元，当年中国人均GNI为800美元。自1998年中国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经过12年高速增长，于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此后，又经过10多年快速增长，目前人均GNI已经超过一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临近高收入的区域。

　　就目前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需要从以下领域重点突破。

　　第一，打造有利于实现中等跨越的国际环境。不管世界格局怎样变化，都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大力推进“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慎重处理好共存利益和自存利益的关系，寻找最大合作点，寻求共存利益，打造新合作平台，求得共赢方案。同时，要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扩大我国的贸易圈。实践证明，自由贸易的世界环境对中国有利。我国要以自由贸易为准则扩大贸易圈，加快实行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另外，还要协调世界各种价值观和我国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世界是多元的，允许各种价值观、制度的存在，要实行和谐外交路线。

　　第二，加快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新格局创造条件。中等收入群体是创新主体，是消费主体，也是人力资本提升的主体，还是社会稳定主体，这一群体扩大有助于实现中等跨越。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系统工程。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不断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前提下，以“提低、扩中、调高”为目标，加快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清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为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首先，要在减少低收入群体规模方面下功夫，增强低收入者的发展技能，普遍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其次，要为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减负，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同时，为中低等收入群体首套购房实行税前抵扣、购买节能家电提供补助等。

　　第三，加快推进城镇化，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社会消费创造条件。今后，应将更多公共资源用于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构建市民化社会。城镇化是增加供求两侧新动能的黄金结合点。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调整城镇化战略和加快相关体制改革。首先，建议实施上建“群”、下扩“底”战略。上建“群”就是在全国区域布局上，构建几个大城市群，以“群”提升和带动城镇化;下扩“底”就是在提高现有小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的同时，把现有人口超过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按城市标准建成小城镇。其次，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超大规模城市外，应该限期放开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标准条件。还有，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尽量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成本。

　　第四，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为实现经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创造条件。今后，主要任务是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传统产业改造，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改造的主要思路是，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走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之路。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优先支持发展一批新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重点创新突破一批“卡脖子”的高新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共性基础技术难题，培育引进一批领军人才和一批高端技能人才，出台一批重大改革开放新举措，颁布一批能快速改善营商环境的新政策，比如减少审批、减少许可发放、减少垄断、继续减税降费等。

　　第五，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要进一步加大R&D投入强度，特别是企业的投入强度;加强关键、核心、基础性技术研发，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亟需组成若干个重大技术专项，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完善引导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和创新政策;在加强国家集中创新的同时，支持民间创新，鼓励公共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开展创新合作;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支持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检测、中介咨询等科技服务机构的发展，打造一批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创新服务。

　　第六，加快进行结构性改革，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赋予企业更加充分的市场经营自主权。促进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完善社会治理。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