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温总理的十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任务。顾名思义，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具有某种全球化的价值观。因此，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然面临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刚刚结束的第15届全球大学校长峰会上，各国校长认为，中国大学需要加强如下方面的工作：对科研与教学卓越水平的追求、全球化视野、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

　　这些问题显然事关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人才培养目标与教育体制问题，而目标与体制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本文试图从大学建设的三个相关核心领域——教育目标、研究范式和管理体制，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必将面临的文化冲突进行思考。

　　人才培养目标还有差距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开始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这实际上标志着与经济全球化相随的高等教育全球化序幕已经拉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三个面向”精神的指导下，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尤其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包括教育目标在内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几所著名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上自觉瞄准国际前沿水平，突破大话、套话的传统，自发地用“通识教育”目标代替了“文化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这无疑是巨大进步。然而，与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例如，哈佛大学2009年开始实施的通识教育新方案中关于人才培养的目标被陈述为：

　　哈佛的教育是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即一种在自由质疑精神下进行的，不需要顾虑教育论题是否恰当或者是否有职业用途的教育。

　　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动摇陈见，是使学生“习惯的”变成“不习惯的”，揭示隐藏在表面之下与之后的东西，摒弃原有方向并帮助他们找到确定新方向的方法。通过教会学生质疑陈规，促进自我反思，训练批判性的、分析性的思考，通过让他们体验一种由于接触极其不同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而产生疏离感，这种事件与文化是超越他们甚至是教师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自由教育由此达到上述目的。

　　事实上，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美国众多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不一致，我国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体上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的矛盾；自然科学原理与儒家思想的矛盾；现代人文精神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人文教育内容的矛盾。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不仅导致了广大学生的价值困惑，还造成不少专门从事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高校德育教师内心深处的价值冲突或迷失。在许多著名大学课程体系中，自然科学课程已经国际化，普遍采用英文原版教材，但社会科学课程很少能够与国际水平接轨。人文学科（文、史、哲）问题更多，仍然以中国传统人文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由于西方的人文精神有助于科学素养的培养，而我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有助于克服科学的负面作用，却不利于科学素养的培养，这样的课程体系呈现给广大学生的必然是一幅幅人文与科技断裂的画面。而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学术成长，也严重影响学生诚信品德的养成。

　　实际上，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近百年前就被先辈们关注过：蔡元培曾经敏锐地提出北大改革要从文科下手。但直到今天，在讨论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关系的时候，却仍然不能形成共识。

　　研究范式冲突

　　对于西方国家世界一流大学所处的环境而言，国家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即研究范式之间存在逻辑一致性，这可以在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论里得到充分诠释。所以，政府意志与社会需求和学者的学术追求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后发国家情况很不相同。由于外力使社会转型加速，“跨越式”发展打乱了自然进化的秩序，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漂移于传统旧模型与现代新模型之间的交叉状态或过渡状态。我国的原有模型大概可以概括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知识传承方式—学而优则仕的学生需求—行政权力结构下的政府需求。在新旧两种体系交错共存的环境中，教育研究者很难找到既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国际化的社会需求，又符合政府利益，还符合教育规律的选题，进而就很难取得既有学术创新又能够为社会服务的研究成果。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科研体制与全球化趋势、学生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状况及研究者的学术追求之间存在许多错位。

　　中西方“知识”概念的不同，是上述教育目标、研究范式不同的根源。孔子时代践行“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一百年前我国的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四部。对知识增长方式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对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思想的整理、综合和诠释的研究范式上。这样的学术传统无疑阻碍了我们今天正确地掌握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因此难以养成批判性思维习惯。例如，有研究者指出，我国考古学家的“古代”观念具有双重性，一是符合国际规范的客观时空意义上的存在；一是信而好古的“古”。

　　传统的“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治学方法不仅对知识产生的过程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成果的发表和交流方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自己的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与他人的成果加以区分？为什么研究开始前一定要弄清前人的相关研究？为什么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准确引用参考文献？由于这些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编而不作”甚至“抄而不作”在今天的文科学术界蔚然成风。这些做法使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有实质差距。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困境

　　西方高等教育体制的近代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从纯学术主导到政府调控再到市场引导”的模式。当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社会具体情况的变化，围绕着一个平衡点作相应调整。这个平衡点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自然形成的“社会契约”文化下产生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强调天赋人权的同时，提出每个人要放弃自己自然意义上的自由，接受社会“共同意志”意义下的自由，即“契约自由”。康德则论证了自由或自治与义务的统一性，因为人的理性是共同的；“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遵循相同的规律。所以，“市场”与公平竞争、科学研究范式一致，与学校自治、学术自由相辅相成。事实上，无论在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必然在政府、学术权威、市场之间的利益权衡上向市场化发展，因为它更代表大众利益、代表公平的理念。而且，这样的系统具有自我批判、自我修复的功能。

　　由于文化因素在亚洲尤其是儒家文化圈里没有自然形成，因此在进行体制改造过程中必然面临重重困境。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至今已过26年，还要重提体制改革，其原因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改造没有完成。即便是从19世纪明治维新就提出“脱亚入欧”的日本，直到二战后才在美国教育使团的强迫下开始进行“体用一致”的改革。然而，这种外压下的改革不会成功。日本真正主动的体制改革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2004年后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先有体制改革、文化改造，才有世界一流大学，再有民族地位；而且，这一点必须在政府、大学乃至全社会达成共识，否则就难以摆脱“体用两分”的现状。

　　总之，我国目前必须进行文化改造。从高等教育层面而言，由于知识观是大学的核心，文化改造的核心就是知识论的改造。正如任继愈所言，要补“启蒙运动”的课。当年蔡元培以文科改革为重点和突破口的策略，仍然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任务；以文科改革为契机，带动对知识内涵的重新认识，从而带动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通识教育理念的推广、批判性思维人才培养目标的普及，以及学科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新认识和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