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学校:用全体人民的钱办少数人教育

发稿时间:2011-09-28 00:00:00   来源:腾讯历史频道  

  我国的重点学校与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许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为了国家发展经济或者特定阶层的利益,通过行政权力人为地集中教育资源形成的“贵族学校”。本期专题拟全程梳理权力集中资源建立“重点学校”的历史过程。
 
  【一】前30年:教育公平被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所压倒
 
  50年代初,周恩来:集中力量办重点学校,培养更高质量专门人才
 
  50年代初,中国开始全面移植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急需高等教育人才。当时教育资源有限,要更快为工业培养人才,面临着选择:是即先普及教育,为更多民众提供教育机会;还是牺牲部分民众的教育机会,先集中资源提高部分学校的质量,快速向高校输送合格生源?那时领导层选择了后者。
 
  1959年,总理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在各级全日制的学校中,应该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
 
  196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建立重点中小学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
 
  重点学校的前身:只向领导开放的干部子女小学
 
  这种集中资源建学校的思路,早在1952年“干部子弟学校”的建立中有所展现。干部子女学校也是先集中经费,建立设备精良的学校,但又与“重点学校”有区别,它只向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子女开放,可谓让领导子女先跑。这只是建国初期干部阶层拥有特殊利益的冰山一角,彼时的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
 
  关于干部子弟学校,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 084人,教职员工2 975人,他们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
 
  干部子弟学校教师编制比例是农村学校六倍
 
  干部子弟集中了大量资源,自然比其他学校优异。譬如编制,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此外,京城“贵族”集中一起在上学,一下子就将这一阶层的生活状体集中呈现出来。当时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由于干部子弟学校,用民众钱办学却只向领导开放,加之学校呈现出来的“贵族生活”,招致民众不满。1955年10月,中央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
 
  其实:干部子女学校早在解放前延安时期就已出现
 
  干部子弟学校不是建国后的产物,其历史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等级化教育。
 
  譬如,当时成立的保育院,就是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保育院不是所有干部都能享受的,需要一定的级别,并按级别区别对待: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
 
  文革期间:重点学校被取消
 
  文革时,社会混乱不堪,教育领域则是奇怪的混合:一方面是“知识无用论”“反智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得到普及和发展,重点学校制度也被取消了。
 
  【二】后30年:重点学校继续泛滥,农村学生宁愿打工
 
  1977年至1978年,邓小平约十四次谈及要办重点学校,尽快培养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
 
  文革结束后,领导层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与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体方向,经济和工业化成为主导,而领导层的选择也并无二致,教育公平再次被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压倒。
 
  1977年,邓小平作了一系列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几乎每次谈话和批示都提要建设重点学校,前前后后约14次。譬如,1977年5月12日,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
 
  1978年,教育部重建重点学校制度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的重点学校“层层重点”的格局。
 
  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市占70%,农村占2%
 
  重点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1982年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其中7个省、直辖市的农村没有一所重点中学。
 
  重点中学经费是普通中学设备经费的9陪
 
  政府对重点中学建设,主要以增加重点中学的附加经费。有学者对某地调查统计得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在生均教育经费上虽有差别,但并不严重,差别主要来自附加经费。1989年至1996年,该地区3所重点中学共得到855万元附加经费。1996年的500万元被用于为一所重点中学修建运动场。而普通学校却没有得到任何附加经费。仪器设备的投入,每所重点中学所得几乎等于9所非重点中学设备费总和的9倍。
 
  1986年, 重点学校催生择校热,国家教委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
 
  重点学校政策实施不久后,负面影响就日渐彰显,“择校热”“应试教育”被国人所诟病。教育主管部门开始认识到重点学校政策的弊端,于是先向义务教育开刀。
 
  1986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办法的通知》,首次规定:“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凡准予毕业的小学生就近直接升人初中学习”。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但没有细则解释如何就近入学。 虽然这时国家没有正式文件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是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在客观上是改革重点学校制度的尝试。
 
  1996年, “就近入学”无济于事,国家教委再推示范性高中,扩大学校差距
 
  政府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无疑是好事,但是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理想,因为它不是解决教育均衡的手段,反而其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之间发展均衡。在学校差距极大地前提下,但凡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们不会“听天由命”甘于让自己的孩子被分配到“差”的学校的。
 
  此外,教育部门还继续集中扶持重点、制造重点,扩大学校之间差距。
 
  1995年7月,国家教委下达《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决定在2000年以前分批建设并评估验收示范性高中,其思路依然是建设重点中学的思路。
 
  2003年至2004年调查显示:上层阶层子女有60%就读重点中学,底层子女60%就读非重点中学
 
  对于重点学校的一个质疑就是,是否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质疑是有事实根据的。譬如,重点学校要从现有体制取得经费,渠道之一就是“共建费”。政府、企业或机构资助一笔不菲的费用,学校提供学额作为交换。此举将权势部门子女的择校费转化为公款,不需要家长自行出资,对学校也十分安全。譬如当时有调查显示,1996年福州市某重点中学初三的一个班中,科技以上干部的子女28名,占56%。(见彭在羹《重点中学干部子女增多的忧虑及对策 》,教育参考,1996年第六期)
 
  此外,2003 年下半年至2004年初,学者杨东平等人对北京、苏州、宁波等10个城市调查显示,优势阶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子女约60%在重点中学就读,而低阶层家庭的恰好相反,约60%子女在非重点学校就读,如果再考虑各阶层的人口比例,这种差距还更大,上层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比低阶层子女要高得多。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禁止办重点学校,效果甚微
 
  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 虽然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要求,但不少地方在具体操作中仍然乔装打扮,偷梁换柱,办起了所谓的“示范校”、“实验班”、“特长班”等等,重点校、重点班实际上是“名亡实存”。
 
  2006年调查显示:60%农村孩子不再继续读高中
 
  重点学校政策催生“择校热”“应试教育”,这已是老生常了。近期,媒体报道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比例在下降,编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学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2006年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大大地缩小了农村地区的优质生源,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学子在初中毕业后就与名校无缘。
 
  现状:农村孩子如果去了一个差的学校,宁愿去打工
 
  为什么他们不继续读高中呢?《长江商报》曾报道一所农村高中的典型衰落过程,从中可以一窥究竟。
 
  “更要命的是,孩子们都不想读书了。”读书无用论在这个县城的大多数农村蔓延。上当阳一中,在当地是大多数农家孩子的梦想,这个在村民看来才有点城里模样的学校,一般只招尖子生,大多数农村学生去不了当阳一中。再加上这几年河溶高中考上名校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多数学生想,去了一个差的学校,毕业后又不好找工作,他们宁愿在家长撺掇下,选择去南方打工。 ”
 
  结语:重点学校制度最不合理之处,在于把本应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分成三六九等,教育资源优先向重点学校倾斜,普通学校却严重匮乏,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办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