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仅11岁、学习成绩很不错的福州女生，仅因“顺”了超市25元的货品，在被“偷一罚十”、当着家长面写下“自愿罚款”纸条并按下手印后，写下“我很贱”的遗书跳楼身亡。（8月22日《海峡都市报》）

　　此前的2007年，16岁的沈阳贫困少女因饥饿偷拿一袋标价仅两元的面包，就因恐惧店主“必须告诉学校”的警告而服毒殒命。

　　两位轻生少女出事前，当事店家都威胁要“告家长”，福州的一例则已经叫来了家长，她们轻生的一大诱因，正是担心在家长面前丢人现眼，觉得自己“很贱”，认为这种行为公之于世，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众人的白眼、指戳，成为丢不掉的包袱。其中，沈阳的服毒少女系寄人篱下，对此更敏感。

　　她们的心理负担并非毫无根由，传统上，中国人讲究“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喜欢念叨“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这些方式方法，可以从小塑造孩子的道德感，但片面理解这些规矩，用粗暴方式惩戒偶犯小错的未成年人，并在其不当行为停止后不依不饶，留下“案底”，打入“另册”，从而让孩子柔弱的肩膀难以承受歧视之重。

　　古代哲人虽强调从小处抓起，但也强调“人恒过而后能改”，“浪子回头金不换”、“惟颜回能无贰过”，认为对有错认错的人必须给予宽容和尊重。在这方面，今天的我们做得并不够，许多犯有过失的未成年人，重返社会的道路格外艰难，而且还会被周围的人当做反面典型不断宣讲，久而久之，偶犯小错的孩子又如何不对“告诉家长”、“报告学校”恐惧莫名？

　　未成年人的自尊心如玻璃般脆弱，需要成年人细细呵护。所以，面对这些悲剧，成年人更应该反省自己何以如此粗心乃至粗暴，而不是批评孩子的脆弱。

　　□石在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