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三年医改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三个飞跃”：医疗筹资的渠道和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医疗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分享医疗资源的公平性大幅度提高。

　　医改的终极目的是让老百姓少得病、方便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这其中渉及到的最基础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在医疗筹资方面的能力，也就是个人、单位和各级政府投放到医疗体系中的经费有多少。在中央政府三年增加8500亿元的示范作用及大力推动下，这几年中国各级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重视医疗这一民生工程，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财政中投放到医疗(包括保险和医院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尝试利用政府财政来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这完全可以称之为历史性进步，或者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老百姓个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也在大幅度增长，这得益于观念的转变。很难想象，几年前还要费力去动员说服农民，才能勉强上交每年10元的参保费。有了参保受益户的示范作用，加上政府配套资金的快速增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保险机制就是一个群体帮助个人分担由于不可预见的疾病所产生的经济风险。每个人都放点钱进去，未来谁生病了，就拿这个钱去看病。当然这个基金还是要由政府来主导，尤其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居民来说，更需要政府出大头。现在政府出250元，农民出到50元，大家也都很愿意了。这种观念转变的意义非常深远，这会引导大家“投资健康”、“购买健康”，对于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健康产业的发展、经济内需的驱动，都具有战略性意义。

　　单位对医疗投资的增加主要体现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购买上面。劳动法的实施使单位对职工的医疗保险列入了固定性常规支出，而且随着收入增加也逐渐递增。除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外，许多效益好的企业也把给员工购买高级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吸引人才的一个重要福利。这个方面虽然绝对人数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职工医疗保险多，但保险的水平高，单个个体投入的资金大，对总体医疗筹资的贡献不可忽视。

　　总体而言，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多元的医疗筹资体系，为整个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医疗模式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在不断演变。过去的郎中走村窜户，那是医生绕着病人转；有些名气的坐堂开业，便有点以医生为中心的味道了。发展到现代的医院制度，因为需要许多大型的设备，病人只好到医院就诊。理论上讲，有些不舒服的症状，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大型设备来检查或治疗的。但实际上，一个症状可以由大病或小病所引起。比如咳嗽，可以是感冒，或者肺炎，甚至肺癌导致的，应该分别由小诊所、中小医院或大医院来处理。但普通人是无法鉴别咳嗽背后的原因的，这个时候应该有个“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来把关，就是乡村或社区的全科医师，他们的知识结构是宽泛的。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专科医师发展很快，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他们的知识结构的特点是窄而深，并不适合放到很基层的地方去工作。由于基层合格全科医师的缺乏，直接后果就是病人不管什么病都拥挤到大医院来。这几年“强基层”不仅把硬件建设搞上去了，基层医生得到全科轮训，水平能力大有提高。国务院更是直接颁布文件推动全科医师队伍建设，这两年就投入了45亿元用于全科医师培训基地的建设。这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的就医模式，老百姓将拥有自己的家庭全科医师(美国过去叫全科医师，现在已经改为家庭医师了)，家人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可以得到家庭医师的指导，大部分的病人就留在基层了，大医院主要管疑难重症。

　　这种医疗模式的转变无疑是科学合理的，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过去的疾病谱主要是单因素(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现在的主要杀手则是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代谢性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复杂，过程也比较漫长。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处理，不仅效果好，花钱也很少。一个早期肿瘤，三五万元可以根治；到了晚期，三五百万元也不一定能治愈。家庭医师能随时关注家庭成员的一些变化，甚至定期到家里来访问检查，有不良的苗头就可以及时发现。这也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真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从治疗转到预防上来。

　　这几年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实际上还是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的，主要向相对低收入的农村人口、农民工和医疗资源紧缺的城乡基层倾斜。这种做法在很多程度上缓解了享受医疗资源不公平的现象，大大促进了社会和谐。特别值得称颂的是，人均公共卫生经费的大幅度提高使得人人都有均等的公卫资源(健康档案、疫苗接种、科普教育等等)；而对农村产妇到医院生小孩的免费报销及乙肝疫苗的免费补种，实际上就是对这部分弱势人群的直接补贴。大病救助基金的设立，又从另外一个环节筑起了一道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防线。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提升了中国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方面把中国排得很后；如果现在再来评估，相信一定会有大踏步的进步。

　　回顾过去三年的医改，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和骄傲。短短的时间，补了几十年的欠账，把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最短板提升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框架搭起来了，基础夯实了，观念转变了，属于自己的路走出来了，而且方向是正确的。下一步除了沿着既定方向往前走并把一些改革措施深化和细化之外，还可以关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了。

　　首先，要尽快建立卫生法。关注健康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性民生大计，如何统筹协调、高效利用各方面资源，必须在国家行政管理和权力运行的层面进行通盘考虑。如果有一个大卫生的体系，把健康事业的中长期规划、筹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监管协调起来，或许更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高效率政府的能力。

　　其次，要有一个责权一致的行政体系。政府部门的设置必须遵循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责任和权力的匹配与统一。如果社会赋予卫生部门相当大的责任，却没有赋予其相应的调配资源的能力，当任务完成不好时，是很难去追究其责任的。当然，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也要靠制度化建设的完善。通过卫生法的设立，可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的卫生支出、区域规划、体系建设，以及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等根本性问题予以明确和固化。

　　第三，制定卫生事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当尽快着手建立一个带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卫生事业战略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要对中国卫生事业的中长期发展的主要指标予以设定，并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进行科学合理的计划。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有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中国的卫生事业必将健康发展，并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做好支撑。■

　　(作者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