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走向城市仍然是当下的一个趋势，但是与传统社会科学预设的进入城市之时即疏离乡村之时不同，入城的农民仍然与乡村绑在一起。

　　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正在加深我们对城市-乡村二元论的质疑，这就是县域的“城-乡两栖人”现象。几年前，中国城市规划院针对山东安丘县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提到，当地的城市化有一种乡城两栖现象。后来北大社会学系的人类学博士生白美妃在同一地点进行田野调查。白博士的调查在中国城市规划院团队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其调查以民族志式的丰富细节深化了之前的发现，而且在其初步报告中将“城-乡两栖人”及其生活环境概括为：“在空间上撑开的家庭”。如果将这一简略的概括展开来看，会发现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意涵。

　　这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身-家庭”在乡村-城市空间上的撑开。对于这种城-乡两栖人来说，其生活环境是一个包括乡下老家和县域城市的时间地理现实范围，其行动的单位往往是家庭而不是现代主义所预设的“个人”。白博士的另一个发现是“跨代际家庭”(包括年长父母)仍然是城乡两居的基本单位，也是经济合作的单位。其经济合作行为最重要的是投资买房，其次是(长辈)照看孙辈和(包括子辈季节性)照看农业。

　　这里的“跨代际家庭”，其范围指空间上撑开在县城和村庄这样一个伸开的场所或生活环境。必须强调“撑开”这个字眼。这里的空间上撑开与传统的城乡之间的空间转换不一样，由于通讯(互联网、物联网)和交通改善使家庭、社区的时间地理现实被压缩，同步性与重叠性增强，例如微信造成异地生活通过虚拟空间同在;由于高铁、高速公路和村村通公路在最近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最偏远村庄到达县城的驾车时间也不过数十分钟到一两小时。基础设施的变化使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去年我在安徽绩溪和潜山调查时，有几次需要村领导召集村干部或村庄理事会成员开会。参会的人中有不少人在县城或更远的地方居住。当我表示这种会议最少需要提前几天通知时，对方说只要打电话、发短信或者微信通知一下，那些人当天就能来参加会议;即使远在北京或天津的人，第二天一定能赶到。我们在潜山需要召集村庄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来座谈，中午才告诉他，两个多小时后那位老人就从县城坐车来到村里。一问则知，老人平时住在县城儿子家里，如村里有事情便回来参加。在同一个村，我们见到一个老人在房前屋后种了好几片蔬菜地。该村是所谓的“空心村”，附近也没有成规模的农贸市场。问一声：您种这么多吃得完吗?上哪里卖?老人说：我儿子周末开车来拉回城里去吃。

　　以上这些现象或变化会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对世界的抽象与概括吗?也许对研究者的影响要远大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者。一个安徽潜山的村小组长几乎不用任何考虑就会为本组的二十多户人家建起一个微信群，然后通过这个群将本村和本组的事务发布出去。同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在用手机、短信或微信通知已经搬到县城里居住的村庄理事会成员(宗族族长)下午来开会时，两地隔着几十公里山路，使他考虑的唯一事实是那个村庄理事会成员需要两小时车程。这些农民好像轻而易举就穿越了社会科学一百年前搭建的城/乡、现代/传统大壁垒。

　　再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按照城市-乡村二元的视角，这些地方是所谓“人口流出、空心化”的村庄，缺人缺管理资源，因此只有撤并才能拯救。但是如果从乡-城一体的角度，这些“空心村”是充满人烟的，只是这些居民的一部分时间在村里，另一部分时间在城市。他们是兼业农民和兼业市民。这样的村庄应该称作“空间上撑开的村庄”，即自然村落的居民生活和生计扩展到域外(村、乡、县或省市外)，自然村的物理边界不再是生活环境-社区的整体和固定范围。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