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离不开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互动，美国著名哲学家、普通语义学家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认为，在与环境相处的过程中，人需要通过“信息提取”来形成自己的环境图谱，从而和外部世界交流形成认知。传播学史上，柯日布斯基的思想曾被一些著名学者用来分析媒介。如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于1970年起在美国纽约大学开设的媒介环境学课程中，就要求学生重点阅读柯日布斯基的著作。曾任媒介环境学会(MEA)会长的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兰斯·斯特雷特(Lance Strate)亦认为，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代表着一种新型思维和推理方法，可用于研究与电子媒介有关的新型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研究需要柯日布斯基的生态思想。

　　媒介技术发展带来媒介环境的变化，由报刊、广播、电视等为主构成的旧媒介环境，转变为由互联网、手机等为主构成的新媒介环境。当下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新媒介环境中人们的信息提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基于柯日布斯基的思想，对新媒介环境中信息提取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信息提取的模式变化：

　　无中心趋势

　　柯日布斯基认为，人离不开符号传播，离不开媒介环境，人需要通过“提取”符号信息来形成对环境的认知图谱。柯日布斯基注重观察和分析提取的过程，他认为符号提取是高水平的信息提取过程。沿着柯日布斯基的思路不难发现，不同的符号意味着不同的提取模式，诸如各个国家民族间语言符号的不同，不同传播媒介所用语言与图像符号的不同，以及传播媒介自身的不同。进而，生存在不同媒介技术环境中的人，提取信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互联网、手机等形成的新媒介环境，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等塑造的旧媒介环境而言，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传播的“无中心”趋势越来越强，这导致信息提取模式出现了“无中心”的变化趋势。

　　相对于印刷媒介的疆域而言，电子媒介承载的符号传播克服了时空限制。例如，在没有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之前，印刷品不仅无法突破某些疆域限制，而且有媒介偏向属性，例如，远距离运输困难，需要时间、人力等成本。电子媒介则不然，电磁波不会被疆域边界拦截，可穿越时空，瞬间到达远距离时空。理论上，电子媒介可以无时空障碍地把地球上任何一个点的个体连接起来。广播电视已经具备了这种特质，只是广播电视占主导媒介的时代，信息提取模式仍然不是完全“无中心”的，只是呈现出了“无中心”趋势。因为，旧媒介环境中符号传播过程仍然是由点及面完成，广播电视的信息传播是有把关人存在的，传播总体上是由大众媒介来组织和发出信息。总体上，即使广播电台、电视台数量再多，仍然有固定的地理位置，传播者和信息接收者的地理位置总体看仍然不可流动。

　　新媒介环境则不然。新媒介技术不仅使得公共媒体和自媒体共存，而且传播者众多，携带电脑、手机的传播者的地理位置可自由流动。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每个人都可以携带电脑、手机不停位移，以至于任何位置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中心。旧媒介时代的中心和边缘被彻底打破，信息提取模式的“无中心”趋势愈发突出。这正是柯日布斯基对信息提取认知的总体思想：科学研究要打破固定、静止的二元对立，环境具有影响其中有机体的能力。

　　信息提取的程度变化：

　　无量化趋势

　　文字发明以来，尤其是印刷术发明以来，符号系统的存在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存储和传播能力，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等传播学家在分析文字等符号过程中，常将它们与文明社会的变化与进程关联。例如，分析从部落社会向传统意义上文明社会转变过程中文字的作用等。传播学者们的意图在于分析媒介技术、塑造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系。其中，媒介技术对信息的存储能力和传播能力是不容回避的因素。以柯日布斯基的思想为视角，人需要建立自己的环境图谱，这个过程中，提取到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部分的、支离破碎的环境图谱。这些提取到的信息的量与媒介技术密切相关。或者说，这种提取信息量的程度与媒介技术有必然关系，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存在不断变化的过程。

　　印刷术诞生和广泛应用后，即使考虑个体的身份地位有差异，总体上人可以“提取”到的信息量也比以前增加了。进入新媒介环境，数字存储进一步使得可“提取”到的信息量增加。从口语文化到文字文化，从抄写文化到印刷文化，从电子文化到数字文化，媒介技术的发展衍生出“提取”信息量的不断增加。发展到新媒介环境阶段，人面临的问题已经是信息增加程度的“无量化”。“无量化”意味着信息数量极大，新媒介环境中的人能够感知到这一点，每天被各种信息淹没，应接不暇，眼花缭乱，甚至无所适从。

　　上文谈及，柯日布斯基认为符号信息提取过程是高水平的信息提取，相对而言，也有低水平的提取过程，即感官知觉“提取”。以柯日布斯基整体、生态、相对思想看，这两者并非彼此孤立。新媒介技术提高了符号传播能力，高水平的提取更高效快捷。同时，低水平的提取，即感官知觉提取伴随着频繁发生、海量袭击的高水平提取，受到频繁的冲击和刺激，导致信息提取程度的超载、过量。这种信息提取程度的“无量化”趋势发展下去，将导致人对信息的感觉疲惫麻痹，出现“信息致死”的现象。“信息致死”是波斯曼的观点，他还有著名的“娱乐至死”观点。信息无上限的进程中包含了大量的娱乐信息，二者互为依傍，互相助势，对文化的影响发人深思。

　　时空被打破、压制，感官知觉提取信息的量变，无限量碎片的纷乱复杂带来的交流爆炸和洪流，在海量信息汹涌而来的冲击下，人反而茫然若失，在波斯曼技术垄断思想中，这种失落得到呼应和验证。文明和思维进入对技术的神话和崇拜阶段，在新媒介技术中寻找快乐和生命的意义，而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思维状态的技术，创建起来的是一种新的秩序，导致的是与传统思维的分离。所以，波斯曼认为，最能适应技术垄断时代的人们坚信，技术进步是人的崇高成就，技术工具能解决人所面临的最艰难的困境。他们还相信，信息是一种纯粹的福祉，不断生成、连续传播、不受管制的海量信息，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创意、乐趣和心灵的平静。但事实却是，信息不仅做不到人们对技术充满美好祝愿的想象，且还起到相反的效果。可以说，电子媒介发展的早期，是人们对信息防线的崩溃，现在则是人们在意识、心灵上主动投降，甚至是没有防线可言。关于信息传播，既要考虑提取模式，也要考虑提取程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媒介技术导致了失落，人们却只能以使用媒介的方式在媒介技术中寻找不可能找回的意义。人们沉浸在符号传播中，无中心、无量化地被符号化着，以账号和密码登录各种社交媒体，有自己的头像和昵称，乐此不疲、周而复始地在微博、微信上展示自己，让符号化生存成为一种常态生活方式。被媒介技术淹没的人，以不停使用媒介技术的方式“论证”着自己。

　　信息匮乏的确会给文明发展带来困难，但是，信息爆炸、毫无意义的信息以及缺失管理控制的信息，同样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痛苦和悲伤。正如柯日布斯基喜欢说的那句话：“地图非疆域”，媒介图景是现实的拟像和仿真，在无中心、无量化，可以穿越时空、实现随时随地自由流动传播信息的新媒介环境中，是时候警惕和反思信息泛滥的问题了。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