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工业化必然是超越眼前利益的工业化。从策略上说则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改变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然流动，人为构筑与天然禀赋不相符合的比较优势。

　　在李斯特的学说中，工业化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构建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亦显得尤为重要。

　　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

　　李斯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而他的这一身份既影响了其经济学说的特性，又决定了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面向。众所周知，李斯特与19世纪德国的关税同盟有密切关联，此外，他还是德国铁路建设最早的实际推动者之一。较不那么为人所知的则是李斯特与德国产业新闻界的关系，他的活动促成德国产业新闻界为本国工业的利益而战。因此，记者出身的李斯特更像是一名活动家。他所关心的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德意志民族如何通过发展现代经济而得以在世界体系中存续。李斯特的全部学说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情怀，也应当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成立的前提。

　　在李斯特的时代，英国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建立起一套逻辑演绎体系，但其理论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为了与主流经济学相抗衡，李斯特以历史作为武器，揭露了英国学说与历史事实相违背，与德国国情相脱节。这一重视经济史的方法论，同样是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需要继承的。就演化经济学学理而论，新李斯特主义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演化经济史学，即运用比较的、制度的、解释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总结关于国家发展的真实规律。

　　选择性扶持某些产业部门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比较优势原理的指导下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政府不干预产业，并开展自由贸易。然而，20世纪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老牌强国在全球市场上难以抵挡日、韩等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凌厉攻势，而这些东亚国家的政府对经济都实施了大量干预。针对这一主流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克鲁格曼等美国学者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肯定在国际贸易中实施策略性行为的“战略性贸易”有其必要性。这就颠覆了前述主流学说的核心价值。而克鲁格曼等亦不讳言“新理论”就是为了给美国政府推行更加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然而，这一所谓的“新贸易理论”的全部核心论点，在与克鲁格曼同样有着国家情怀的李斯特那里都可以找到。首先，李斯特认为政府干预贸易是必要的，而且强国对待自由贸易的心口不一，可以视为在市场游戏中“作弊”，这恰好符合“战略”一词被理解为“策略”时的含义；其次，李斯特旗帜鲜明地强调一国的产业在重要性上存在着程度差异，这种对不同产业区别对待的态度，又符合“战略”作为“选择重点”的基本意涵。

　　进一步说，“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着眼于贸易竞争，但贸易竞争必须以产业基础为依托。换言之，要想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必须培育战略性产业，而这一产业培育过程就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工业化过程。由于强调战略性部门，这样一种类型的工业化可以称为“战略性工业化”。与“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提出者不同，李斯特本人将工业化视为更为根本的经济活动，因此，在“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战略性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更符合李斯特学说的原则，也是发展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必然逻辑。

　　李斯特本人已经强调要选择性扶持某些产业部门，但在他所处的时代，工业革命不过刚刚展开，许多战略性产业还未创生，故他缺乏经济史的直接经验可资借鉴，也导致了他对某些战略性部门的判断被后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产业演化历史所否定。此外，沐浴于浪漫主义思潮中的李斯特对其理论的某些论证并不严密。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新”，一方面将表现在利用发达国家已进入某种后工业时代的经验优势，运用更为充分完备的历史知识，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出药方；另一方面，则将体现在利用比较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积累，完善乃至修正李斯特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形成适应新时代的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这两点是“战略性工业化”理论的努力方向。

　　“战略性工业化”受国家意志支配

　　在各种战略性部门中，装备制造业具有重要地位，因为该产业不仅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设备的主要产业，而且与国防安全有着密切关系。一些后发展大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也颇能体现“战略性工业化”的色彩。20世纪前期东亚装备制造业的早期演化便能说明问题。

　　对东亚的中日两国来说，装备工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兴产业，且最初都是两国政府为了抵御西方列强而加以培植的产业。因此，东亚装备工业的起源受到政治—军事逻辑的支配，产业的战略性色彩浓厚。不过，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两国装备工业都面临着缺乏市场比较优势的困境。例如，在明治时代初期，三井财阀旗下的纺织企业非常赚钱，装备企业（东芝的前身）则连年亏本。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纺织、食品等消费品工业也能通过市场自行盈利、扩大规模，装备工业则举步维艰。面对市场的束缚，日本政府采取了包括关税保护、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创造本国企业的独占性市场等一系列措施，使装备工业能够完成最初的积累。中国则由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中央政府长期缺乏介入产业的国家能力，难以对这一战略产业进行有效培育。演化的结果是，日本的铁路机车、机床、船舶、汽车、电机等部门在二战后能依靠长期积累的基础跻身世界前沿，中国则面临较大的追赶阻力。

　　通过上述历史演化可见，日本实施了依靠国家力量培育关键部门的战略性工业化，由此可总结战略性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一是战略性工业化是受国家意志支配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将维持国家生存的政治—军事目标置于首位，这是其具有战略性的根本点。二是战略性工业化需要政府差别对待不同的产业，以使国家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入于那些与国家利益契合更紧的部门，而对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些部门也往往是单凭市场力量无法成长壮大的。三是战略性工业化必然是超越眼前利益的工业化。从策略上说则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改变要素在市场上的自然流动，人为构筑与天然禀赋不相符合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