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充满矛盾与冲突：外部需求低迷与内部需求放缓同时出现；多种因素导致投资增速放缓；国内消费增速明显下降；债务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接近极限。在艰难的政策平衡之后，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呈现何种趋势？哪些因素将影响2014年经济发展？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
记者：如果说2013年是进行改革准备与政策蓄势的一年，那么2014年将是政策逐步落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年。您认为，2014年的经济发展将总体呈现什么趋势？国内外哪些突出因素将对2014年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袁志刚：2013年确实是中国经济进行改革准备和政策蓄势的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改革进程做了顶层设计，长期的中国经济通过制度红利的释放，将维持中高速度的增长。但是，2014年又是艰难的一年，经济转型要求我们必须果断地切断对传统经济增长动力的依赖，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在形成之中，有些可能成为今年的增长新动力，但更多的增长动力将在以后若干年里释放。因此，对于2014年来讲，我们需要在增长和转型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如果我们将转型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必须忍受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降。
2013年是全球经济拐点之年，也是全球经济从经济危机阴霾走向后危机时代的过渡之年。展望2014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美国经济复苏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量化宽松政策起到了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作用。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了房地产以及金融市场的繁荣，通过财富效应提振了居民消费，进而带动了企业投资需求；第二，美国科技创新、能源革命加大了投资需求，同时也提高了经济的长期供给能力。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经济景气循环还将持续。欧洲经济在债务危机缓和的背景下将踏上复苏之路，2014年欧洲经济复苏动力仍将持续。日本经济在规模巨大的刺激政策下摆脱了负增长的阴霾。刺激政策由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及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构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引致的日元加速贬值。然而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复苏将有所放缓。新兴经济体受累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逊于发达经济体的格局仍将延续。2014年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三方面的挑战：第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带来的资本外流。这种流动性风险的产生主要取决于经常账户收支、存贷比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第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带来的需求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不仅避免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而且也通过贸易增加了新兴市场的资源和原材料出口。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新兴市场面临着外需下降的困难。第三，贸易条件的恶化。大宗商品及原材料价格在美元走强的条件下将受到压制。总体来看，新兴经济体外部环境出现恶化，内部结构性矛盾将会逐步显现。
2014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三方面的转变。第一，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效率低下有望得到改善。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使得价格机制逐步发挥其应有的资源配置功能，过去配给信贷、压低资金价格等金融抑制格局将被打破，资金的合理定价将会有效地反映市场供给和需求，避免低效率投资项目占用较多资金的情况。第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从而拖累中国出口的局面有望改变。加入WTO以来，中国贸易增速有过快速的增长，2013年的增速已经从过去的20%下降到8%。但是，不可否认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为25%，仍然较高，它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因素。2014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虽有所分化，但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将会复苏。全球经济回暖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固当前的中高增长平台。第三，随着上海自贸区实践的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有一个大的转变，在货物贸易更加开放的基础上，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有一个更高程度的发展。开放倒逼改革，中国的服务业水平和比重将有一个迅速的发展和提升。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对于美国、欧元区这样较大的经济体而言，其复苏将会拉动中国经济出口。如果将中国等视为以制造为主的国家，将美欧等国视为以创新、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国家，将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视为以资源生产和出口的国家，那么全球“三国演义”将展开新一轮的正向反馈联系。首先，欧美经济的复苏将通过贸易渠道拉动作为追赶国家的中国的出口。中国出口增加一方面有助于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学习效应也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供给能力。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产品以及资源国家的原材料和资源产品的需求。这些国家出口的增加又会巩固其经济上行通道，从而进一步提高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记者：2013年中国主动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在上升，这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很大。您觉得这一情况在2014年能否得以改观？
袁志刚：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收入分配状况，居民行为共同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总体储蓄率在50%左右，根据储蓄必须转化为投资的基本原理，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必然的。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导致结构性矛盾。第一，由于国内消费低下，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需要更大的市场容量，会出现外贸的长期顺差，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第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们的投融资体系和体制存在严重的市场扭曲，投资主体对利率等价格信号不敏感，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低效，重复投资的现象，房地产又存在泡沫。我们的融资系统近年来在所谓金融创新的口号下，影子银行大发展，金融风险不断积聚，2014年必须清理。总之一句话，不是我们的投资不应该高，而是投资结构、效率、投资产品的回报和现金流有问题，投融资体系和体制有问题，在投资决策领域根本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2014年我们估计对投资行为、投资结构以及投融资体系和体制做重大调整，在这个调整中，原来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下来，房地产投资会下来。实体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制造业设备投资，由于目前太高的融资成本，短期内难以有进展。因此，2014年投资的增长速度不会快，但是由于原来的巨大投资基础必须维持，后续投资不可能一下子压缩；外资进入中国目前势头还是不错；第三产业供需矛盾大，投资空间大，在结构调整下会有起色；最后，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太足，像2013年中期，政府为保增长，可能会启动一些对结构调整有好处的投资项目。
从构成上来看，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乏力是导致当前投资不振的主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目前的投资受制于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造成这一扭曲的最主要参与者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一方面，国有企业通过产业上游的垄断地位挤压下游的民营企业，并利用廉价信贷进行过度投资，进而造成制造业产能扩张。另一方面，通过土地市场扭曲，地方政府支持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吸收了制造业的巨大产能。而“四万亿”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所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增长减缓和房地产调控下的房地产不振，共同导致制造业巨大产能无法完全吸收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其结果就是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共同下降。因此，投资无法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未解决的情况下获得实质性的回升。
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解决有赖于国有企业垄断的破除，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在政府所营造的良好市场环境下，由市场将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和企业，再由企业自行决定生产、投资和创新。如果本届政府可以有效实现相关领域的改革措施，那么未来投资仍然可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但是，可以持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模式与当前模式存在巨大差别。首先，投资主体不同，要从目前政府主导，国有企业实施的投资方式转向对企业自主经营的依赖。其次，投资结构转变，投资要从传统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转向创新型产业、高端服务业以及与消费相关的领域。最后，投资目的改善，从单纯对GDP的拉动变成服务民生，改善市场效率以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根本上来说，投资模式的转变还是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用市场之手去维持投资的持续增长和良好结构，进而使得其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产业升级等领域起到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记者：受多种因素影响，2013年国内消费增速明显下降，控制公款消费对消费有一定的影响。您认为2014年消费的增速是否会进一步下降，从而进一步影响经济？
袁志刚：公款消费的下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好事，我们千万不能因为打击腐败所导致的公款消费下降影响了经济增长，而有任何放松反腐败的情况出现。从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来讲……
记者：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险”列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之一，地方经济增长乏力也是2014年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您觉得对地方政府而言，如何既能降低政府债务，又能推动经济发展？
袁志刚：最近十几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危机以来，中国整体资产-负债的发展以及负债总量占经济总量的比率不断上升，衡量这一比率的具体指标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