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之路

发稿时间:2013-12-30 00:00:00   来源:21世纪报道   作者:厉以宁

  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才能形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一书。在那本书中我提出,非均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均衡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是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需求和超额供给都存在,需求约束和供给约束都存在,但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并非标准意义上市场主体。中国的不均衡属于第二类,因为除了市场不完善以外,还有缺乏市场主体,为什么会缺乏市场主体呢?因为产权不明晰,产权没有界定,当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主体,所以当时我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明确产权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产权明确了市场主体才形成,这样才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但是中国产权改革到现在为止尚未完成,为什么呢?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要继续努力;而农民产权还没有界定,这么多农民,照理说都应该是市场主体,但因为产权没有界定,农民实际上没有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不把农民这个问题解决,不把剩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我们很难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

  土地确权:重启农村改革

  土地确权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当前,农村改革从哪里启动呢?最重要的环节在哪里呢?就是土地确权问题。

  去年11月下旬,正是十八大结束以后不久,我带领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组到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下面的县做了土地确权的调研。令我们全组调研人员非常吃惊,一走进村子满地都是炸完的炮仗,纸屑遍地,跟当年土改完一样。我们经过调查、座谈,听取市政府的汇报,土地确权的确要大变革。第一,土地确权以后,农民不再担心土地被别人随意侵占。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的房产权都已经明确了,谁也不能随便圈农民的地了,也不能不经过同意把房子拆了,农民心理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之前,农民土地流转非常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土地入股以后就归别人了,现在不一样了。

  此外,我们了解到,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嘉兴市的汇报明确地讲,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跟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调查的结果是1.9:1,缩小了那么多。为什么会缩小呢?在农村开座谈会,农民说土地确权了,我放心了,我扩大了种植业、扩大了养殖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宅基地的旧房子都拆掉了,都是农民自己拆掉的,盖上了新楼,我们到的那个村子都是盖的四层楼,我问他们,住得了吗?他们说,家里人少,住一层就够了。其余的出租作商铺,或者租给外地来的经商和务工人员,这样农民就有了房租收入。第三,土地确权以后,通过土地流转,有的农民从其他人那里转包或租赁了土地,或用于扩大种植规模、养殖规模,或用于发展水果、花卉业,增加了收入;而把土地流转给别的农民,自己到外面打工或开店,发展小微企业,还有可能把家里的房子租出去,总之增加了收入。由此可见,土地确权在提高农民收入,乃至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好处”,就是完成了土地确权的地方,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浙江嘉兴丈量以后发现统计耕地增加了20%。耕地怎么会增加呢?我们座谈会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初承包制开始的时候,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农民精耕细作,土地质量相距不大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确权测量的时候一亩算一亩,这样土地就多了;再者,过去土地都分成小块的,田有田埂,割成小块,用牛耕作,田埂刨掉不算地,田埂两边挡住太阳的地方不算地,现在田埂都撤掉了,用拖拉机了,田埂都算地里面了;第三,农民很实际,当初要交农业税,能少报就少报一点,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所以没人少报了。就这三条,让耕地增加了20%。

  土地确权了,将来农业大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贯彻推行家庭农场制,这是一个大变化。现在只说西欧有家庭农场制、美国有家庭农场制、加拿大有家庭农场制,中国没有,将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家庭农场制,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生产水平,还要懂经营,利用规模经济的办法。

  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民营企业体制转型

  首先是国有资本体制改革。国有体制改革分两个层次,高层次的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先谈高层次的问题。国资委今后如果存在的话,不要管企业了,要管资源配置,国资委下面设立若干个专业的、综合的国家资本投资基金公司,管控股,管股权的增加和减少,哪个部门是短缺的,哪个是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哪个是产能过剩的,哪个是效益不好的,撤出资本。这样资源配置效率就提高了。

  为什么提出资源配置呢?我们知道,经济学中长期以来着重的是生产效率变化。生产效率是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的。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之比的前提下,多投入就多产出,少投入则少产出。如果投入不变,产出增加了,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或者产出不变而投入减少了,也表明效率提高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上开始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效率:假设投入是既定的,用A方式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资源产生N+1效率,就表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对宏观经济来说更有效。

  下边,我们谈一下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来管,因为你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你已经是上市公司了,法律把你管住了,一定要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的市场主体。人家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有监事会,还有一套体制,法人治理结构,你国资委凭什么来管,说不过去的,应该一律按法人治理结构管理,这样他们就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了。如果发展得不好,就降低或撤出股份;要是发展态势良好,就投入或加大股份,这样可能对企业的作用比直接干预要好得多。

  民营企业为什么不用改革,而说是体制转型?因为用“改革”怕引起误解,怎么会引起误解呢?因为一提民营企业改革,有人就会想,是不是将来要国有化啊?怕引起这种误解,所以我用的是体制转型。首先一点,每个民营企业产权必须清晰,产权必须界定,你别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产权也是糊里糊涂的。我调查了一些企业。为什么现在会出问题?当初成立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界定,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当时有当时的惯例,产权模糊。

  民营企业原来可能是家长制,因为家长是个能人,他有凝聚力,家长有经验等等,但企业规模变大了,到了第二代了,“富二代”出现了,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按家族制管理呢?他遇到一个问题,根据我们在广东、浙江的调查,第二代很多是留学回来的,但是他不一定是管理人才。所以民营企业就遇到了谁来接班的问题。家族企业无非是两种选择,一个叫选贤,谁能干挑谁,不一定是限定家庭成员、家族成员,而且可以到社会上去;第二个选亲,跟我关系最密切的,长子,或者我最信得过的儿子等等,但这种情况下往往不适应潮流。所以,建议民营企业也要走法人治理结构的道路,规模大以后要走这个道路,应该采取激励人的制度,可以从里面聘经理人,可以从外面聘,经理人重在能干,能把企业搞好,民营企业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改制。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双方双赢是我们的目标。双赢现在还没有实现,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改革,行政干预太多,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经过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要转型,民营企业不转型也谈不到经营的重大问题。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认为初次分配是重点,跟现在一些人不同。现在一些人认为,二次分配更重要,二次分配便于易富济贫,或者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同样重要,两个并重。

  我的观点很明确,初次分配更重要。什么理由?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农民必须有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初次分配不到位的表现。第二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供给方多是农民工、城市的中下层。他们到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单个进入市场,是弱势;需求方是大企业、大事业单位,在劳动力市场招人。供求双方力量对比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大企业力量强,工资多少由它们说了算,弱势群体你没有发言权的,这种情况不改行吗?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他们怎么解决的?工会的力量,工会维护低收入者,工资过低或者欠工资不给由它替他说话,工会是一个强势群体,介入到这个中间来。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工会出来替农民工讨工资的-农民工也是工人,就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要改。第三个例子,农产品销售市场,出售农产品的是单个农户、牧户,他们的力量是弱的;而收购商、大超市,或者食品加工企业,它们是强势单位,它们说不要你的东西了,你到哪里去卖?你自己去卖,成本更高,所以说这种情况要改。在西方国家是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社,我到荷兰、丹麦都考察过,在新西兰也考察过,他们的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力量极其壮大,他们有车队、有船队、有仓库、有冷藏库、有码头,有这么一些东西,所以他的力量大,直销国外。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刚成立,都是以村、以乡为单位的,联社现在还没有开始,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联社可能是一种协会性质的,但比协会要紧密一点,主要它是一个独立法人,这样就形成了。

  第四,教育制度要改革。因为教育制度关系到初次进入市场者的工资待遇。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往往是城市人均教育经费多,农村人均教育经费少。即使这几年农村的义务教育现在有所改善,但校舍差、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学习质量不高情形依然存在,所以很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以后不想升高中,说升高中有什么用,反正考不取大学,考不取大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初中毕业他能找到什么好工作?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叫作二元劳动市场,他在低等的劳动市场干活,这种情况慢慢下来就会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社会阶层固化,或者叫职业世袭制。举个例子说,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可能还是农民工,他没有其他技术,没有受过教育,他不当农民工当什么?这就影响到收入的初次分配了。

  二次分配也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二次分配最要紧的是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是“初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什么意思呢?就是初次分配有差距,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这个差距。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初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进一步扩大了差距-因为社会保障不一样,城市职工看病公费医疗,农民工看病,能够办合作医疗的也要交一部分钱,这种情形要改。因此,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不能说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同样重要。

  谈到社会保障,需要讲一下刚性福利。随着社会保障扩大,是多年以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趋势所在,于是也产生了福利刚性,就是福利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不然的话很小的问题都会闹成大问题。

  二次大战的时候,英国被德国侵略者封锁,粮食很难进去,食品供应不足,所以采取了配给制,包括首相丘吉尔跟大家一样的领一份配额。当时就感到,中学生吃不饱,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给在校的中学生上午上课期间免费牛奶一杯,这在整个福利政策是很小的一项。到了1967年大战结束20年后,英国的食品状况都改善了,但是这个政策还在实行,有的官员说可以取消了,结果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游行、请愿、抗议,为什么要取消,难道现在我们不重视青少年吗,等等等。结果迫使政府改组,有关的部长辞职。

  所以,中国一定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不要去攀比,国外有这种福利我们干嘛不有?那个城市有我干嘛不有?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要量力而行。另外,在实行福利制度的同时创业精神不能下降,任何国家都要有创业精神、创造精神,没有这个经济就会停滞了,有人就会变成懒汉,这样社会还能发展下去吗?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初次分配更重要

  城镇化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

  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或者城乡二元体制,这个不破除城乡居民的权利就不会平等,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就会产生户籍的歧视,差别对待。城镇化是在这个背景下实施的,所以城镇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

  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的城镇化跟工业化是平行的,城镇化的同时就是工业化,工业化的同时就是城镇化。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道路。另外,西方的历史已经证明,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制造城市病,城市病就是城市变成污染源,城市变成贫民窟,这样就变成了反城市化,什么意思呢?有钱人从城里迁出进入郊区,而穷人继续在城里,这样城里失业增长、自然破坏等等。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52%,公布的这个数字并不等于城里人、有城市户口的人这么多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是来城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如果把农民户籍刨掉,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不到40%,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这种情况下,你想如果我们要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美国的城镇化率到90%以上了,西欧在80%左右,再过10年左右我们的人口14亿多,假定有80%是城里人,你想想看这什么情况?现在的城市是6亿多人,再加5亿多人进城,现在的城市变成什么样子啊?土地够吗?淡水供应够吗?人们没法生活下去,都感到这个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所以中国不能走这条路。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走老城区、新城区和新社区相结合的路子。老城区就是现在历史上形成的城区,要改造,把工业污染的企业迁走,棚户区要拆迁,要把商业、服务业搞好。房子拆迁以后盖新的,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新城区要规划,在城市周围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做成新城区。新城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定要有居民,没有居民是不行的,要有民营企业进去,要有个体工商户进去,一个城市没有民营企业的、没有小微企业的、没有个体工商户的,就会成为鬼城,都一片黑了。有了民营企业进去才有人气,晚上路灯一直亮下去,两边的生意可以做到十一二点。

  新社区是中国的特色。新社区怎么来的?现在各地已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致情况情况如此:它已经有些楼了,居民楼,但要在这个基础上让其进一步发展:第一,要园林化,光几个楼不行;第二,循环经济化,绿色经济;第三,公共服务到位,各个公共设施建立;第四,城乡社会保障走向一体化;第五,从村镇管理变成社区自治,这就是方向。到了这个时候就跟城镇一样了,是未来的新的城镇,中国那么多人如果都挤到老城区不行,老城区加上新城区也不行,分流到新社区,就地城镇化是可行的。很多地方都在实行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农民在当地就融合了。

  至于户口的一元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概分两条路走,一条路,大城市可以实行积分制,积分制怎么回事?比如上海就采取积分制。上海情况可以作为大城市的代表,现在的上海一些大厂,江南造船厂、上海电机厂等等,他们的骨干工人、熟练技工、班组长都是农民工,他们进城干活20多年了,都已经成为熟练技工了,但是一直得不到城市居民待遇,孩子融入不到城市社会,也没有办法在公办学校上学。而浙江、苏南发展工业,也是缺乏技工、缺乏骨干,就到上海去挖人,到上海的大工厂去挖人,保证可以给这些工人们解决户口问题。这样上海就慌了,这一批人一走上海还有什么优势?什么优势都没有了,就得想什么办法,于是有了积分制度:你的学历占多少分,你的劳动占多少分,你有奖励没有,发明创造等等,全部加起来。只要积分够了,现在就可以转户口,全家转;还差一点的,再等等,快了,你只差一点了,再干一点,又可以鼓励职工学技术,又可以鼓励勤恳工作增加积分。至于其他广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分区推进,条件成熟了一个社区一个社区推进。

  城乡一体化了,农民工可以享受城市市民待遇了,但农民继续存在,农民将来是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从事农业,包括在家庭农场组、家庭养殖场组,包括打工的,都是农民,农民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身份跟城市居民一样了。

  (此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举办的“厉以宁教授”中国经济双重转型“报告会暨新书发布会上发表的演讲,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辑所加。)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