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发稿时间:2013-12-20 00:00:00   来源: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功成 翟振武

  人大“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专家谈《决定》

  11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建立的“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了专家研讨会。多位直接或间接参与社会治理领域改革政策制定的专家学者与会。本版邀约了“中心”的四位专家结合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深入集中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与创新举措。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建立,通过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政府等机构,聚焦社会领域的重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努力实现高等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核心能力提升的新型协同创新体。

  “中心”的目标是全力打造社会治理领域的“中国智库”。目前,“中心”已经建立起了七大研究平台和中国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七大研究平台包括:社会冲突治理研究、社会保障优化研究、基层社会服务与管理研究、人口战略与流动人口研究、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研究、社会组织管理和培育研究以及社会管理格局和制度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由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案例中心、社会发展与管理大数据中心以及公共决策实验室四个支撑平台共同构成。

  “中心”成立以来,有10多项重要政策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包括生育政策调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等一系列社会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工作。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十大改革将社会保障制度推向定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十个大的方面全面推动整个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体系建设的深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将从长期自下而上的试验性改革状态进入自上而下的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新阶段,并在2020年前走向成熟、定型,真正让全体人民享有稳定的安全预期。

  1.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让养老保险从地方性制度安排回归到国家统一的法定制度安排。它将直接矫治地区分割统筹所带来的缴费负担不公、基金余缺分化、统账模式被扭曲的一系列弊端,进而提升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互济性,适应人口的流动性,从而是这一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基本标志。

  2.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公职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同一代人的养老权益走向相对公平。这是化解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双轨”并存背景下的权益不平等与利益冲突的治本之计,同一代人将在同一种制度下享有相对公平的养老权益。

  3.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保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让全体人民享有稳定、可靠的安全预期。这将改变现行制度待遇调整的临时性、随意性,用规范化的制度设计来使人民有清晰的、稳定的安全预期。

  4.明确政府责任,减轻用人单位负担,让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进一步明晰化,责任分担相对均衡化。一是固化政府的财政责任,即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它意味着社保财政投入将走向规范的按比例投入、稳定投入与规范投入,并接受立法机关与社会监督。二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担,即建立社会保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将不同社会保障项目明确划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及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并理顺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三是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主要是用人单位缴费率,这是减轻参保单位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和降低参保门槛、进一步提升参保面的必要举措。

  5.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让制约社会保障顺利转型的历史成本问题得到化解。这是在遵从制度变革历史逻辑的条件下,化解社会保障改革成本的必要举措,它不仅可以终结旧制度下的历史负担,而且是构成新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必要条件。

  6.突出强调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让城乡居民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权益,并加快农村进城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7.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经办机制,让社会保障制度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

  8.强化激励性与预防性,让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全面发挥积极的、正向的功能。……

  9.落实多项具体政策,让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真正成为现实。……

  10.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口变化与“单独二孩”政策影响

  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今天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5‰以下。在13亿人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口1600万,净增加人数650万左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降到了1.5~1.6的水平。30多年来,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起飞和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

  今天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人口增长不断减慢的同时,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劳动力长期供给呈现短缺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衡,家庭结构降低了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事实上,过去十几年,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如“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生育间隔政策的撤销和弱化,等等。

  由于人口的变化影响是长期性的、全局性的,因此人口政策的调整设计也必须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既要有前瞻性,又要顾及历史和现实;既要考虑数量,也要考虑结构;既要考虑宏观,也要考虑微观。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中,有多种方案被提出和讨论。一种认为应该立即取消所有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生育。另一种则认为应缩紧政策,重新回到全国“只生一胎”的时代。显然,这两种主张都忽略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多、资源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人口总量的调控仍然是计划生育的重要目标,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未来人口总量肯定会超过15亿,甚至接近16亿。而重回一胎政策的主张,则忽略了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变化与问题,也更加拉大了群众生育意愿与政策的差距。

  除了上述两种比较“激烈”的方案外,还有很多其他方案,一种是……

  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是对过去十几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重大的、战略性的调整。……

  刘欣(复旦大学教授):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

  “公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是一个高频词。《决定》提出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顶层理念,也是百姓中国梦的体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不平等现象却日益彰显,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比如,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近几年来,这一系数虽有回落的迹象,但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显著的国家之一。2010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的结果显示,社会中下层、社会底层的成员对自己的收入普遍有较强的不公平感;中产下层、工人阶层均有约45%左右的人感到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除了收入差距,人们在财产、教育与就业机会、社会保障与公共支出等方面的分享上,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等,民众对此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平感。一些学者和社会管理者担心,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会使中国的发展陷入拉美陷阱。《决定》强调要“坚决破除各方面机制体制弊端”,从制度上消除不公问题的根源;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的改革举措,对保证中国社会避免拉美式陷阱,朝着共同富裕的健康道路发展,无疑是一剂良方。

  社会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状况。……

  闵学勤(南京大学教授):

  社区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由经济建设向社会建设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担当着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创新的重任,这不仅因为社区是践行城市基层治理风险最小的试验田,也因社区作为后单位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心灵归属,基层政府在其中最易倾听到公众需求、最易与公众互动,当然也最易进行微观转型。基于全球化、国内的深度改革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共同作用下的城市社区基层治理,将面临治理主体的合法化认同、治理方式的制度认同、治理平台的技术认同等多重困境和机遇,在国家法团主义治理基础不变的前提下,基层治理选择合理合法的突围模式,不仅将推动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治理的创新,更有利于中国百姓的未来福祉。

  突围路径之一:社区治理结构的“3+1”模式选择

  一直以来,以“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中国城市社区、特别是成熟的商品房小区中已形成较稳定的治理结构,但随着社区居民自我素质及公共意识的提升,后单位制下居民更多的服务需求、参与欲求及归属感需要在社区安放,而近年来不断在社区生根的社会组织正逐渐扮演着填补空缺的角色,并不断渗透于社区治理实践中,成为治理结构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支柱。

  社会组织通过自组织、政府孵化、政府购买或合作的方式进入社区,特别在社区老人服务、幼儿教育、家政服务、文化活动等方面加大了对社区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