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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目标与挑战

发稿时间:2021-01-13 11:29:35   来源:《财政监督》2020年第20期  

  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和现阶段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及我们的应有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推进过程进入了快车道。甚至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里,几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现代化愿景,似正在一个有望越走越宽的道路上实现。但是在2010年以后,必须正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之后“引领新常态”的问题,原来的高速发展状态,需要合乎规律地变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

  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勾画的我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提前实现后,在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时间段上,中央又提出2020年要基本实现“全面小康”的节点性目标。党的十九大在中央总体战略谋划基础上,把2020年以后的15年再到30年,进一步规划为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时间表上的设计即为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新的两步走”是对改革开放之初所规划的“三步走”战略持续推进过程的进一步具体化。

  (二)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三个背景性基本问题

  1、2010年以后的经济下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转换。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发展局面。从图1的曲线上看,当年是10.6%的经济高速增长。但在2010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央当时的基本判断,就是虽然还有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但是矛盾凸现期的特征也已经展现出来了,必须牺牲一些速度,寻求经济“软着陆”,在应对和化解矛盾凸显的努力下,逐步调到中高速状态下新的发展常态,以结构优化为支撑形成高质量发展,对应于未来现代化目标的分步骤实现。

  图1 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曲线图

  2010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后在两年内,我国经济增速较快地降落到8%以下。再往后3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增速较缓慢地回落到7%以下,2015年的经济增速是6.9%。这一调整变化的大背景,直观上首先是大家都感受到了矛盾凸现带来的问题使原来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从“物”的视角上来看,首当其冲是大气、水流、土壤等方面的环境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威胁,构成了危机性的因素,已让中国大量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能否健康成长;“物”的矛盾凸现的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特征,也与“人”的视角结合而表现在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上:虽然老百姓收入指标不断上升,但不可否认存在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腐败等尖锐问题,必须做出使人际关系向和谐社会推进的调整转变。结合“物”和“人”两个视角,在认识上就要主动而为,牺牲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注重以优化结构引领出质量升级版的新常态。

  客观地来作横向比较,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增长放缓过程中间的表现,和其他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规律性,有相通之处。回到图1,就在我国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经济重回两位数增长的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可比口径,中国在这个状态下,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交椅。进入这个阵营,跟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放在一起来看,无一例外都要告别原来较低人均收入状态下实现经济起飞的粗放型高速度增长。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低再低,必须调到能够使中国继续保持大国超常规发展特征的中高速上,继续推进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超常规追赶-赶超发展过程。所以最关键的是,需要实现升级版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而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认定必须重点抓住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2013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新常态”概念。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指导方针之下,需要在升级版发展的诉求上,完成经济的“L”型转换。大写的“L”是比喻增速往下落了以后,要拐出尾巴来,进入大致的平台发展状态而其时段越长越好。这样一个战略判断和相应对于“L”型转换的战略诉求,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为主线”贯彻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

  这样一种经济“软着陆”过程中,追求中高速落到平台状增长的意愿,本来很有可能性在2015年下半年以后得到实现——在实际运行中,2015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速在四季度落到6.8%,全年经济增速为6.9%。这个6.9%就成为之后12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上限,而12个季度之中最低的经济增速为6.7%,已表现为三年时段中的平台状态,这个时段在经济学上已属于中期概念了。但随后有第二重经济下行因素不期而至的叠加。

  2、中美贸易摩擦成为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2018年二季度之前的三年时段期间,经济已经形成了上述增速在6.7%—6.9%这一很窄区间之内波动的平台状态。遗憾的是,2018年二季度美中贸易摩擦不期而至。美方打压遏制中国其实决不只是贸易维度上的,从最新的发展来说还有科技、外交、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摩擦施压。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确实有从“贸易战”开始以后烈度上升的明显趋势。这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走,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6.7%的底线失守。到了2019年,全年只有6.1%的增速了。把发展阶段的转换因素和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原来所说的“L”型转换还并未得到确认。但是在中国整个发展诉求上,还不能放弃这个完成经济“L”型转换的目标。所以,要寻求于冲抵下行因素之后,是否可以在一个重心调低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实现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十九大具体化的新“两步走”战略目标的中高速增长常态。

  3、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前述两种下行因素叠加之后,2020年又出现了新冠疫情的突发,首先在中国形成了非常严峻的局面。中国作为大经济体,比较成功地、有决定性地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现在虽然还在防范输入性的新病例和类似北京新发地等处曾有的疫情反弹,但总体来说控制住了本土基本局面。其他的经济体,如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欧洲等处的情况,现在都比中国严重。外部世界的一些不利因素又反过来制约着中国,国民经济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外部巨大不确定性的挑战,形成了一种内、外不利因素“三重叠加”的交织局面。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一下子落到几十年没有过的-6.8%。二季度形成正的3.2%增长以后,把1至6月份合计形成的增长速度拉回到了-1.6%的位置上,这是当下所要面对的基本情况。

  总之,这样的局面是前面10年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阶段转换,加上后来不期而至的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以及新近带有非常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的突发疫情,所形成的“三重叠加”造成的经济下行。2018年一季度时相对比较乐观、有望实现的经济“L”型转换局面,到现在需要再克服后面两个非常不利的因素之后,重新寻找能否在更低发展速度重心上面去实现它。

  (三)要在全球化所遇新挑战中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抓住发展主潮流因素

  客观地讲,中国在走上现代化之路之后,需要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紧紧抓住不放的,就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伴随新经济或称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化,继续赶上这五个方面结合而成的人类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发展主潮流,从而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去一步步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当然说到全面改革,除了上述这五个方面的概念,还要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伴随的行政体系、政治体系改革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带有共性的主潮流因素,虽然近年遇到“逆全球化”的挑战,但中国为大踏步跟上时代,仍然别无选择地必须抓住上述这些发展的主潮流因素,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明显处于二元经济状态,而现在已经在消除或者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间取得一系列进展,还要继续和全球互动,寻求在“共赢”中成长为现代化经济体。这一“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进程,要释放中国弥合二元经济中的巨大需求,在形成中国本土有效供给的同时,与全球的有效供给合在一起,回应中国的巨量需求释放。在这个供需互动过程中实现超常规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确实还有可观的成长性和潜力空间——中央决策层、管理部门多次说的中国经济基本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的确不是虚言。

  那么具体考虑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多大的发展纵深与成长空间?其实中国仅在沿海区域的一些高地,有工业化后期的特征,在中部、西部,也包括沿海的一些洼地,总体来说是在工业化的中期,甚至是初期。全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具有从中期向中后期为主演变的特征。以真实城镇化水平,可以印证工业化发展进程,在这里也是相符合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的后期应是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高速发展完结的阶段,但中国不是这样——现在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略超出44%,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出60%,但其“欠账”可观,可供参考的价值其实有限,因为其中有2亿多“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区域生活、工作,早已经脱开农村的农业,其中不少人已经这样长达一、二十年,但是户籍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还不足以使他们享受跟其他市民一样的待遇,未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欠缺,同时也意味着有弥补和发展的空间。综合来看,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当下应该是在50%上下,按照国际经验,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有20个百分点,真实城镇化率到70%左右后,会转入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现在往前看,如果一年上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要延续20年左右。这种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考察,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国际地位没有变;另一方面说明中国未来发展的成长性和潜力空间确实是是相当可观的。这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趋势的客观因素和我们保持战略耐心与定力的“底气”。

  二、当前与疫情相关的突出问题

  2020年的疫情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特征,必然带来一个“前低后高”的走势。一季度-6.8%的经济增速,变成了二季度的-1.6%,其实在一季度中的3月份,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调过程。下半年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鼓励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在应急纾困、复工复产和优化国家治理能力上,要积极创造尽可能好的局面。

  (一)疫情之下中国经济的四个观察视角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可以有以下几个分析视角。

  第一,短期和中长期衔接视角。要在短期和短中期不断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把握确定性,衔接好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确定性越来越明显,但不确定性在其他经济体那里表现得还非常突出,险象丛生。现在防病的疫苗进展传来了一些阶段性、确定性的让人欣慰的消息;另外,治疗药物与方法也在积极探索和积累成功经验过程中。综合来看,短期到中长期,以中国的确定性带头,世界的确定性也会逐渐提高。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要在动态中把握好。

  第二,总量和结构视角。要特别注意扩大内需。现在总量扩张已有一系列政策,这是必须采取的。同时在结构优化方面,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追求以优化结构为主线的高质量发展。在需求管理的概念上,现在特别强调扩大内需,进而明确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指导方针,这是把握确定性必然导出的方针上有新意的、有侧重的表述。在深层次上,要结合继续深化改革的制度结构优化,通过有效制度供给的“龙头因素”,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落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产力布局等一系列结构的优化上,同时也要紧密结合优化收入再分配意义上的结构优化,共同形成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第三,存量和增量视角。动员存量潜力之外,也要提升增量绩效。疫情突发以后,很多应急反应动员出来的存量潜力让人意想不到、印象深刻。比如说中国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厂家可以在一周之内就把生产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线投入运行。当然动员存量潜力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形成增量过程的提质增效。边际上更高水平的增量绩效,要进一步引导整个产出绩效的提高。

  第四,政策和实施的视角。这方面的关系要处理好:很多政策设计看起来方向正确、要领明确,但是其贯彻和实施需要依靠整个治理体系和执行能力,使好的方针政策基本不走样地贯彻到实际生活中的基层。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政策设计方面需要提高水平,还需要在政策执行方面减少扭曲、真正贯彻水平能力的提高。我们立足于国内实施的很多政策,实际上还要处理和全球互动的问题。这也是执行体系必须处理好的。近几年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严重妨碍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中央已就此两次下文件,要求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入手来打开有作为、敢担当、办实事的新局面,这需要与制度安排层面的深刻变革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奏效。

  (二)几项经济指标的走向及分析

  1、CPI。前些年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间,CPI一直波澜不惊地在正值区间低位波动,一直到2019年下半年。后来由于猪肉价格的猛升,带动着一些食品和食物替代品,(如牛羊肉,也包括蔬菜)一起跟着往上走,这就有了CPI在年底前后曾经冲高的过程。现在这个冲高过程已经以结构性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而使之明显回落,年内CPI增长控制在3.5%以下是有很大把握的。

  图2 近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物价

  分析表明,前一段CPI的上冲主要不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过大,而是结构性问题。前些年以污染控制为重要政绩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控制养猪造成的面源污染,是直接支持他们出政绩的,所以不遗余力。小型养猪厂特别是大量农户散养的猪只,都被控制住,存栏数、出栏数锐减,过了一定临界点之后,市场上的表现就是猪肉供不应求。有人认为是非洲猪瘟带来了影响,但从统计局渠道披露的数据来看,其实非洲猪瘟对此的影响微不足道,全国因其而扑灭的是120多万头猪只,而全国人民一天的猪肉消耗量约相当于150万头猪,不到一天的消费量绝对不会造成这条CPI曲线如此明显的上升——这是好的出发点和执行机制之间出现了偏差而导致结果上的问题,使得猪肉供应量明显下降造成价格上扬,又带动其他的食品价一起上扬。现在由于结构性的对策而回调,这个回调有扎实的基础,已使得猪的存栏数大为回升,猪肉的供应量可望迅速增加,使这个问题基本解决。

  2、PPI。2020年迄今生产资料制成品出厂价格PPI在曲线上表现为负值。前面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出现之后,PPI在波动中进入了负值区间。2019年年底前看起来有希望消除负号,但是疫情使得PPI再次进入负值运行区间。这种负值运行显示的是通缩压力,换言之就是不必担心货币投放量过多。所谓“去杠杆”所代表的控制流动性、控制货币投放,在这一指标的具体表现上,没有政策含义上的对应性。因此从PPI看不必担心流动性过多、物价出现膨胀趋势的风险。更开阔地来说,由于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必须增加,货币政策灵活宽松,比较敏感的房地产市场在某些局部地区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它的价格回升,比如深圳、南京都采取了措施,这是另外一个特定视角的问题。总体来说,在年内没有必要担心物价出现通胀式的大幅上升。

  3、PMI。从所谓先行指标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能够看出其变动趋势是高度敏感的。疫情出现以后,PMI曲线一落千丈,在荣枯分界线下一直落到38左右;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一路冲到51以上。现在是在荣枯分界线上方很低的位置上演变。对其一两个月的变化情况可以不用过多计较,修匀后的PMI可表现的是经济景气运行的大致情况。

  图3 制造业PMI指数

  4、进出口。进出口从基本数据来看,2019年的情况比预期稍好一些。那时候还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由于疫情冲击,2020年一季度是负增长6.6%,和GDP的负值差不多。二季度比预期好一些,进口只是落到-0.2%,进一步的走势可以密切关注。2020年6月份实现的出口交货值,已经由5月份同比下降增长转为正增长2.6%,7-8月间已继续明显好转。以后进出口的情况,估计会在风云变幻中有一些起起伏伏。总体来说,形势并未呈断崖式下落的特征,而且实绩近期比一般的预计更好些。

  三、2020年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特定考验与世界经济态势预测

  (一)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预测

  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年初讨论中国年度经济增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会再往下走,落到6%左右。但是新冠疫情出现之后,有人认为经济只能追求相对增速,比如说美国经济增速现在是-3%,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速为3%,那么相对增速仍然超过美国6个百分点,中国和世界头号强国之间经济总量的距离就仍在进一步缩小。

  今年两会上也没有提出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因为不确定性过于明显。但是在就业等方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些年度目标,比如最基本的就业保障,是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从前些年的每年1000万个调整到1100万个以后,现在又主动调低到900万个。按照2019年的经验数据推算,今年要达到900万个新增就业,其隐含的速度要求是GDP增长为4%左右——当然2020年又有一些特殊的保就业措施,因此可以将对应的GDP增速看低一些到3%左右,即上一年已经到了每个GDP新增百分点能够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现在由于其他一些特殊措施,能够提高到300万个左右,这就也隐含着2020年要有3%左右的正增长。

  (二)中国要在中长期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考验问题

  未来5-10年内,笔者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考验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这个概念是个比喻性的表述,反映的则是世界范围内基于统计现象提炼出的一个真问题。由此在战略思维层面“防患未然”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在当下往前看5到10年,要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应力求相对顺利地跨越它。中国现在已经从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3000到4000美元的低位,走到了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均GDP差不太多),中国已是1万美元左右。再往上冲,笔者认为要力求冲到1.4万美元以上,才敢说真正跨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或者说跨入门槛以后出现一般性波动时仍有把握保持高收入经济体地位。因为一方面世界银行每隔几年就会调高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过这个门槛风险很大——前六、七十年间,全球有100多个经济体走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以后,再往上冲关成功的是绝对少数,只有1/10。还有些冲关的经济体是在高收入国家标准的门槛上来回出现反复,上去后又有可能再落回中等收入阶段。绝大多数样本合成的国际经验表明,原来发展势头不错的那些经济体,到了这个门槛前,就可能突然爆发各种矛盾,使经济突然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可以好几十年一蹶不振。最典型是拉美的一群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冲关没有成功,一直到现在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面挣扎。还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一度发展势头强劲的“亚洲四小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蹶不振,现在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如果中国GDP的中高速增长能落在5%或者5%左右,持续7-8年的时间,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但是对相关风险,决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一定要有战略思维,宁可把情况想得更严重一些。特别是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扩大到科技、外交方面,甚至会不会有其他更为严重情况的出现,都是未定之数,其会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现在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绝对不可忘记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如何严防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考验。

  (三)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宏、微观考察

  还有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就是要认识当下中国宏、微观不同层面上要处理的矛盾和要迎接的挑战。

  宏观上看的核心问题,中央认定的“矛盾主要方面”,仍然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问题。中国的产能利用率不高,增长的质量问题比较突出,前文所说的多种矛盾的交织,已都表现为不可回避的挑战。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了“世界工厂”之说,但制造业所谓的强大,实际上是大而不强,必须升级。“中国制造”在如何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造”方面,仍然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竞争挑战。

  这些年中央反复强调,整个宏观经济中,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释放发展潜力。这个原则从上海自贸区开始贯彻和多轮复制,可以说是非常高水平的:明确地说,企业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让企业充分发挥积极性,去试错、去创新,保护产权,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间释放潜力活力。政府方面,反过来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形成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为第一要义。在宏观层面,这就是要合成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通盘机制。

  而到了微观,核心问题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困难重重,怎么样使广大企业真正“活起来”。中国的投融资创新,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升级,资金链和“供应链金融”等等创新,要注意一些表现不错的核心企业如何通过供应链金融带动上下游大量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大量的小微企业首先是要生存下来,跟着是要寻求继续发展。

  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国家政策上已经非常明确:2020年两会在货币政策强调的稳健概念之下继续灵活适度的同时,财政政策确认“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抗疫国债,以及扩大支持建设项目的地方专项债总体规模。合在一起,几万亿元的资金要配合货币政策,掌握好扩大内需的必要扩张。同时,则是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财政政策无可替代的“供给管理”、区别对待、提质增效功能

  疫情发生之后,需要适当刺激、扩张,拉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在顺序上,首先是向关键大型企业、重点企业倾斜。其后,大量受冲击的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中海量小微企业如何存活?刺激政策现在已经落实到要以充足数量的国债资金等作为支持,把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落到实际运行的企业一线。从中央、省往下走,要使资金“直达”式落到一线,由基层政府把优惠贷款具体安排到小微企业,帮助他们生存和发展。这种带有普惠性质的政府支持正在执行过程中,但是其中也有挑战,因为说是普惠,也不可能简单地对所有小微企业“推平头”,必须有具体量值一家家适当分别的合理掌握,值得密切关注——如何做到基本合理,这是对执行系统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四)2020年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态势前瞻

  外部环境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升级到“技术战”,中国需要“举国体制2.0版”,解决核心技术(如芯片)方面如何能够突破美国带头的打压。这种有别于两弹一星式举国体制1.0版的举国体制2.0版,是说不仅要能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合格,而且还必须接受市场考验,形成批量化的、足够规模的、质量稳定的、全球市场可接受的产能。一般认为,以“举国体制2.0版”在芯片方面实现突破,也要5年甚至8年的时间。这是眼下我国要清晰冷静看待的下决心突破又一重大挑战性问题。

  技术层面之后,还要注意外交层面,乃至军事层面是不是有可能一直推进到“擦枪走火”的局部军事冲突。希望能够掌控分歧,避免滑入“类冷战”、甚至局部的热战。近期在一系列不良信息的旁边,也能看到一些中美之间在缓和矛盾方面的一些姿态,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亦各有不同。总之要清楚地判断“和平与发展”仍是总体而言的时代主题,其以一系列的供给侧创新(包括“共享一条产业链”和“共享经济”,以及制约极端化冲突的“核威慑”式和战略平衡),可使我们在防范最坏局面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争取最好的结果,千方百计把一些积极因素稳定下来、调动出来。

  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特点来看,中美之间生产力层面的决定性因素是产业链的共享,即中美之间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贸易摩擦剑拔弩张之际,有胆略的美国投资家马斯克,出手在中国上海投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一年出头的时间,便有了成规模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不断下线投放市场。这种案例说明中美产业链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素,并没有由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而消除,中国还是要抓住基本面,争取把一些可做的事情做好。虽然疫情之下某些局部和短期的表现会近似中美“脱钩”,如现在已经各关闭了一处区域性的总领事馆,但是中美之间贸易归零、产业链完全切开的完全脱钩,是难以想象的,笔者不认为这个发展态势会单向无止境地恶化下来,还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而争取有所作为,进而继续缩小与头号强国美国的距离而“和平崛起”。

  (五)以扩大内需、优化结构为基点,形成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从中国来说,扩大内需、更多侧重“以内循环为主体”有自己的底气。全球按联合国产业系列分类的666个细分产业名录,中国一个不少,是最为齐全的。所以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已有现在这一发展阶段上的相对优势。但从未来看,如果不能把现在最全的产业链在中国本土上往高端去提升,就会面临两面夹击:先进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中国,而技术水平低于中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其低廉劳动成本相对优势又明显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竞争和制约。如果中国在高端技术层面总是拼不过发达经济体,低廉劳动成本方面又注定越来越不可能与欠发达经济体相争,那么中国就被夹在中间了,这样就会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前些年,首先珠三角提出必须“腾笼换鸟”,这是别无选择的。一些大路货的产能,必须转到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等地。腾笼之后能否换来“鸟”即升级为更高水平的产能?这就是考验,换不来的话,局面就败坏了。现在应还有一个5到8年的时间窗口,还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比较全的产业覆盖范围形成的相对优势和市场份额。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努力向上升级发展,尽快接近高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现在的“六稳”“六保”要求,自然要更多考虑短期和中期的情况,又要处理好扩大内需要领上的救急和发展后劲的形成、消费和支撑消费可持续的有效投资的关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还要注意稳外资,努力继续注意做好对外的大循环。“双循环”是全面的概念,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排斥继续努力扩大开放。在其中,十分需要考虑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如何在已亮点纷呈的局面下争取继续往上走。新经济的龙头企业、头部企业,在前些年已经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在疫情中,一些数字化平台的抗疫情能力和对整个经济运行带来支撑力的特征,又给人印象深刻。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些电商平台在民营企业“烧钱”的过程中终于脱颖而出,在颠覆性创新中居于领军位置,而且带来了大中小微企业有可能一起发展的新局面。民营企业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概念之下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也有现实的混合所有制之路。PPP等机制创新,也给了民营企业按自愿原则切入的很多发展机会。

  在中国的建设过程中间,有效投资还要特别抓住管理部门现在非常看重的“新基建”。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的“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它也一定会跟传统基建(所谓“老基建”)融合在一起,特别在一些具体的数字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硬件建设旁边,必然伴随着片区开发、综合开发,伴随着各种需要配套的架桥修路、园区、住宅区、医院、学校、商业网点、绿化带等等的建设项目,一个都不能少。放在“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总体高水平规划之中,这些应是相得益彰的共同发展,这样扩大内需,又会形成维持长远发展的结构优化的支撑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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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贾康.把握新基建的时代机遇:当下与未来[J].群言,2020,(09).

人物介绍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1954年出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著名财经专家。现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税务学会、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国债协会常务理事,《财政研究》主编,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天津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广东商学院等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和2003年6月27日,2004年5月18日,2005年7月12日受温家宝总理之邀,2006年7月11日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成果:·《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专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财政与发展》(主笔,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主笔,远东出版社2000年)·《中国财政50年》(总纂、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主编之一,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国财政通史》(多卷本专著,任副主编及当代卷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研究》(主笔,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改革与风险防范》(主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与财税政策》(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地方财政问题研究》(主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部门预算问题研究》(主持之一,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公共财政与公共危机:“非典”引发的思考》(主编之一,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从民怨到民享——地方税费改革研究》(主编,吉林科技出版社2001年)·《教育投入问题研究》(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市场中的国有企业》(合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与实践》(副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