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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责任本位

发稿时间:2016-01-26 00:00:00  

  [摘  要]       [关键词]     行政文化;核心特质;责任本位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意识、价值和心理的总和,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普遍认同和践行的理想信念、道德标准与价值取向,“是人们关于行政系统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一观念相应要求的行政系统的行为模式”。[1]有学者认为,“行政文化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行政过程、行政发展和行政改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2]

  一、问题的提出: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行政活动的一项迫切任务

  不同的行政环境和行政实践会催生、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不同的行政文化也会塑造、定型不同的行政活动和从政环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公共行政历史已经证明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时至今日,这一基本观点和基本规律似乎正在遭受严峻挑战。

  以中美遭遇重大灾难后显示完全不同的行政文化为例。2012年9月28日,因参加美国锡拉丘兹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政府能力建设专题培训班,笔者得以参观因9?11事件被撞毁而正在重建的纽约自由塔。接待我们的联邦参议员舒曼纽约州办公室主任布伦南先生(Mr.Martin Brennan)盛赞中国政府成功处理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并与美国9?11灾后重建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拥有远比美国政府卓越的领导力。他的这种观点得到许多美国学者支持。这的确值得我们欣慰。但与此同时,却带来另一个相关问题:与政府的卓越相比,政府官员的形象如何?与政府的成绩相对应,人们对政府的印象又如何?尽管美国人向来不大喜欢政府及其公务员,但9?11事件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许多美国人重新到认识政府与政府公务员的作用。[3]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登哈特夫妇专门为此撰文,指出“为公众服务确实是一个骄傲和高尚的职业”。[4]而在我国,有学者曾分别于2006-2008年、2013年先后三次在全国28个以上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近6000份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群体”中,政府官员的最不被满意率虽然从第一次的74.8%下降到第二次的48.9%和第三次的54.6%,但总是高居前两位。[5]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本国人民关切和世界关注的作风建设、反腐败等热点难点入手,着力整肃党风政风,“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成为新常态。与此相对应,“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等等成为人们口中和网络热词,媒体呼吁“重塑全社会对当官好处的预期”。[6]短短两年多时间,过去的乱作为、吃拿卡要现象得到根本扭转,但另一方面的弊端,即“为官不为”的现象有所抬头。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针对乱作为、不作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对中国的行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已有的研究回顾:关于中国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六种主要观点

  建设良好行政文化,核心特质为最要。从文献看,对中国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最主流的是官本位,这是相当长时间,或者说一直到建国初期都被传统文化高度一致认同的。其次是能力本位,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题中之义,也是西方国家近100年来政府改革的主流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之后这一观点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同。再次是信念中心主义,今天持这类观点的以张康之教授为主要代表。第四是服务本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造出来的,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主流思想。第五是近年来有个别学者提出要建立义务本位的行政文化。第六是本文支持的责任本位。下面详述之。

  (一)关于官(官僚、权力)本位的行政文化

  在中国,关于官(官僚、权力)本位的行政文化最为历史悠久,大抵起源于“内圣外王”的“外王”,认为“外王”是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7]

  对官僚政治、尤其是对中国的官僚政治研究最透彻的第一人,当属王亚南先生。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成书于1948年5月,至今仍然为人们广泛引用。如他所述,“在有关政治理论或政治史的书籍中,我们经常容易见到关于贵族政治、专制政治、民主政治的论著。但把官僚政治(Bureaucracy)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论述的,却比较罕见”。[8]王亚南先生“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9]指出中国官僚政治的三种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所谓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相始终”;所谓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所谓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10]

  支持王亚南先生观点的除了经常能够在街谈巷议、报章网络中得到外,还不乏专家学者的声音。有学者曾撰文指出,“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集中表现”。[11]还有学者撰文指出,“官僚文化对于领导方式的负面影响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12]还有学者把官僚主义的生成机制归纳为自然机理、即人类群居活动中管理职能的异化,社会条件、即国家与社会分离背景的产物,以及人性基础、即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官僚自利行为选择。[13]

  (二)关于能力本位的行政文化

  关于能力本位,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官僚制题中之义。其实,能力本位的源泉要久远得多。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主张就是非常典型的能力本位:“学而优”是“仕”的前提。关于能力本位说的最透彻的应该是钱穆。钱穆说:

  “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只有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使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14]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该可以称为能力本位。正如钱穆所述,中国古代不是皇权专制,而是“读书人的政府”或曰“士人政府”。在西方,关于能力本位的论断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所以在笔者看来,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应该是学习了中西古代思想,韦伯、威尔逊、古德诺等人把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了,于是能力本位在行政文化中突出了出来;而中国公务员制度则是传承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能力本位在针对政治挂帅的修正中迅速重放异彩。

  (三)关于信念中心主义的行政文化

  关于信念中心主义的行政文化大抵来源于“内圣外王”的“内圣”、以及“修齐治平”的追求。它与官本位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教育人们要为“官”而奋斗,所谓“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要求当上官的人要有坚定的信念,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信念中心主义说的最透彻的应该是张康之。张康之说:

  考察中国传统的治理理念就会发现,它是一种通过完善“官”的道德修养来提高其道德责任感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内在德性的修养,追求的是“人皆可为圣人”的道德自觉。……儒家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个条目都是讲自身道德的完善,属于内圣的范畴;后三个条目讲的是外在事功的建立,属于外王的范畴。儒家认为,内圣外王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基础,是出发点、立足点和本质所在。……在儒家看来,只要具有“内圣”就自然能施行王者之政,就能成为“仁人”,不需要外在行为规范的控制。显然,这是注重道德自律的价值的,是一种试图通过人的道德自律而实现对“官”的岗位责任的超越。引申地说,也就是道德责任至上的理论设置。如果我们摈弃其封建内容,它的道德逻辑价值可以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建设中最有意义的因素。[15]

  张康之的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与行政不分,政治文化的核心特质也就代表了行政文化本位。但他的这一观点在公共行政学界除少数学者外,响应似乎并不热烈。这可能是过去一段时间、也就是张康之提出这个观点这段时间,中国的官场风气以及人们对行政活动的总体观感不好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现实的行政生活中难以看到这种信念,遑论信念中心主义啊!

  (四)关于服务本位的行政文化

  关于服务本位的行政文化大抵来源于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政治主张(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倡,2007年11月十七大强调,2008年2月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服务型政府”开展第四次集体学习)与理论思潮。怎样在学理上表述服务本位?张康之做了探索:

  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当代公共行政的根本宗旨和基本理念。政府在总体上的责任与行政人员个人的责任是一致的,而不是像现代官僚制的设计原则那样,政府的总体责任与行政人员的个体责任是分立的甚至无关的。公共行政必须首先建立起服务于民众的普遍信念,才可能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明确责任。……服务民众的信念也就是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所以,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必须贯穿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信念,不仅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设置上要体现出公共意志,而且要把公共意志作为行政人员必须加以执行的信念。[16]

  很显然,张康之教授的服务本位是服从服务于他的信念中心主义的。尽管许多学者就服务本位的学理表述进行过探索,但大都是从与传统的政府模式相比较的视角出发,围绕实践领域提出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将其与传统的政治统治型政府和经济建设型政府相对应而论,[17]所以本论文没有采用他们的观点来表达服务本位。但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在学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足见服务本位行政文化影响之深、之广。

  (五)关于义务(社会)本位的行政文化

  有学者认为,与英美等国公务员制度相异,德国公务员制度的传统是义务本位的。其主要特征:一是强调官吏对上级的全身心服从,并围绕官吏对君主的忠诚与服从,从禁止兼职、保守秘密、渎职责任、上级对下级连带责任等方面规定了许多禁令;二是强调“官尊民卑”的官僚特权。[18]很显然,德国式、包括日本官僚制度所说的义务本位,乃是民众服从官吏、下级官吏服务上级官吏、所有官吏服从君王的义务,并非现代意义的公务员服从民众要求、官吏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本位。

  从文献看,目前学界持义务本位观点的学者是山东大学李春明等,他们在《略论义务本位行政文化》一文中指出:

  所谓义务本位行政文化是指义务及义务的履行在国家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的意识建构、思考方式、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而社会公众也以行政机关及公务人员的义务履行状况,来判断行政机关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与行政机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行政机关承担的义务包括目的性义务(奋斗目标)、经济义务、政治义务、文化义务四个方面。[19]

  依笔者拙见,最能体现中国行政文化义务本位的是《中华人年共和国公务员法》。该法第12条关于公务员义务的表述和第13条关于权利的表述之间显著的区别,充分表明法律要求上的义务本位。在第12条关于义务的表述中,不仅第(三)项明确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而且其他各项的表述也是耐人寻味的,比如第(一)项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前面加了“模范”二字;第(二)项规定“履行职责”、“提高工作效率”,前面分别加上了“认真”和“努力”两个词。这些用词如果用学理分析是根本找不到边界、不应该写入法律的。再结合第(三)项中的“全心全意”四个字,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法对公务员义务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再看第13条关于权利的内容,其规定却是另有一番风味,比如第13条第(四)项规定公务员享有“参加培训”的权利,但到了第十章具体规定培训事项时却没有体现出公务员享有培训权利,第62条第三款的规定反倒是个义务。“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六)关于责任(职责)本位的行政文化

  从文献看,直接提出中国公共行政责任本位说的并不太多,但围绕责任政府研究的成果并不少。这里仅举钱穆、张成福、张康之、谢军、王美文、陈国权等例。

  钱穆可能是最直接、也可能是第一位支持中国传统有责任本位取向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他说: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人讲政治,一向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以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异。[20]

  张成福对责任问题的论述集中在他的一篇论文和编著的一本教材中。他在中国学界首倡责任政府的概念,并明确提出责任政府要求政府承担道德的、政治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责任[21]的观点影响很大。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借鉴和参考。

  张康之对责任文化也有不少论述。他认为责任中心主义只是西方官僚制的主要特征,而中国行政文化是信念中心主义、至多是道德责任中心主义。

  谢军则发表了不同看法。谢军认为:

  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责任”这一具体词汇……但是在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却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责任思想,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责任理论一向发达,以至于将责任本体化,提升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就是一种责任观念。……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作为人的品位的丧失,是人的名誉的沦丧,是不道德的。[22]

  很显然,谢军的观点大体是支持钱穆的。

  王美文的观点大体吸收了张成福、张康之等人的观点,一方面采纳了张成福的四方面责任内容说,另一方面认同西方官僚制的责任中心主义。其在学术上的发展是明确提出西方官僚制是“技术责任中心主义”。[23]这一观点显然是承继了西方管理主义的思潮。[24]

  尽管是从法学角度,但陈国权是最直接提出“责任本位”这个命题的。他从行政组织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是一种以权力为本位的组织,政府的组织建构事实上是先有权力,然后配置相应责任,并与利益密切挂钩”。这种政治逻辑必然导致政府“不断扩张权力”、“争权谋利而推诿责任”,为此就有了“权责一致”的主张。“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的责任政府遵循的是一种责任本位,政府首先是一个责任主体,是为了履行公共责任而设置的公共管理组织”。[25]如果再结合陈国权之后的许多研究成果来分析,他应该是支持责任本位的。

  三、对已有研究的评价与分析:责任本位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建构取向

  应该承认,以上六种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并有一定认同度的,但本论文认为责任本位最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建构取向,其他五个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很好地承担这一任务。

  (一)关于官本位行政文化的评价

  关于官本位的观点,主要是对过去2000余年中国传统政治的描述。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虽然在民间、学界和人们潜意识里仍有一定市场,但既非发展方向、又非主流文化,更不是核心特质,只能作为一种所谓“潜规则”呈现。诚如王亚南先生在其自己所下结论所言,“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消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份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地自觉行动起来,参加并主导者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26]时代发展到今天,王亚南先生提出的官僚制的封建体制的社会基础已经从制度层面铲除、也就是说官本位已经失去了合法性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现在坚持的政治主张和主流意识形态是人民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行政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民本导向而非官本导向。

  当然,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官本位”其实本身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精神。正如钱穆指出的,“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27]在中国古代,尽管官本位行政文化确实存在浓重的、正如王亚南先生揭示的那种官僚主义色彩,但也不乏“心怀天下、忠心为国”、“公正无私、执法如山”、“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淡泊名利、廉俭立身”的古代“官德”。[28]而在西方,围绕官僚制的善与恶,学界出现过许多针锋相对的辩论。比如拉尔夫?P?赫梅尔对官僚制的批判与查尔斯?T?葛德赛尔为官僚制的辩护就代表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29]

  (二)关于信念中心主义的评价

  信念中心主义是很有意义的,但其落脚点在政治文化、而非行政文化。两者的差别体现为职业与事业的差别:对行政文化而言,更强调有效的职业伦理,比如尽职尽责、爱岗敬业等;但政治文化往往要求更高,强调追求某种比较高尚的事业。比如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应地,政治文化往往在政治精英中体现,而行政文化则体现在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公务员的日常工作之中。

  现代社会已经证明,尽管政治与行政绝不可能截然分开,但适度分离仍然是必须的。在中国,适度的党政分开也是行政现实。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治与行政过度重叠,也是造成政治上的失误带来政府全盘混乱、甚至瘫痪的主要原因所在。世界各国事实证明,要让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有很高政治理想是不太现实的,但要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树立基本的职业伦理则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应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需要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三)关于能力本位的评价

  能力本位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而言,也是很有意义的。但一方面,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国干部路线(坚持党管干部是法律规定的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之一)与西方公务员制度能力本位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用能力本位来概括西方韦伯式官僚制的价值取向是合理的,那么用它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尽管也很重视能力,但是它要服从“以德为先”。另一方面,诚如前面所述,钱穆早已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因为过于重视能力本位从而造成有能力的人都不从事工商业(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问题,已经告诫今日中国应该谨防重蹈覆辙。再一方面,能力本位更多是强调从政条件,并不能涵盖行政行为的方方面面。所以,能力本位无法承担起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任务。

  (四)关于服务本位的评价

  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很好的行政追求,现代国家和政府都把它作为一种核心价值。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管理学界也提出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命题,并围绕服务问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服务”只是一种价值追求,难以包容行政生活的其他重要内容。具体而言:一是它不能概括行政制度的核心特征。所谓行政制度,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惯例,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关系模式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制度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的中央行政体制、中央行政机关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以及地方各级行政体制等等。这些体制与关系不能简单用“服务”二字进行归纳;二是它不能统领行政行为规范与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政府不仅要提供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还要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等。这些职能是与“服务”并列的、有时甚至比“服务”更重要;三是它不能完全代表行政的价值。除了要做到人民满意之外,公共行政还有很大的使命就是要维护政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显然,单单依靠服务,是难以承担这样的使命的。

  事实上,有学者梳理过,学界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研究,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条件,包括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和公正性等十个方面,[30]基本反映了理论界对政府的要求,其中并没有服务本位的要求,所以称其为行政文化本位是不太妥当的。

  (五)关于义务本位的评价

  义务是个法律术语,往往与权利相对应。按照学界比较通行的解释,义务是“应为”的行为,它不能包含“必为”的行为和“实为”的行为。正如西方学者库柏指出的,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义务”已经不足以概括行政伦理、取而代之的是“责任”,[31]所以称义务为行政文化本位是不够的。

  (六)关于责任本位的评价与分析

  在以上六种观点中,责任是唯一能够包容所有六种价值追求的一个概念:官本位反映的是一种政治责任,信念中心主义可以通过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来体现,能力本位、服务本位反映的是行政(技术)责任,而义务本位可以通过法律责任来体现。[32]

  另一方面,责任本位也可以兼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行政系统各层级、社会各界对公共行政的各种诉求。在西方,有学者认为,“当文化与人类交往日益频繁,……责任概念为具有异质文化和不同传统的人们界定了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33]所以自然被公认为是行政伦理的核心。而在中国,习近平同志在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第一时间就向全世界发出声音,“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了“责任共同体”的主张。可见,“责任本位”既有学理支持,又有政治和行政现实需要;既能为西方国家接受,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战略态度,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核心特质的建构取向。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五中全会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中国政府与全体公职人员面临着许多新的、更多更大的任务,建设一种良好的行政文化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尽管文化往往是潜移默化地形成的,但主动有为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正向的引导力和推动力。让责任本位逐步深入人心,必将对中国政府改革和行政活动健康发展产生良好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权力清单”,接下来与之对应的势必就是要建立“责任清单”。令人欣慰的是,广东、深圳等省市已经在“权责清单”的建设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有理由相信,“权责清单”的建设与完善极有可能推动责任本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逐步深入人心。

  (本论文曾在2014年7月22日全国党校系统“全面深化改革与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大纲,之后经修改完善成文。感谢与会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深圳行政学院副巡视员傅小随教授、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李永清教授、龚建桥副教授、文史教研部许剑波博士、科社教研部彭姝博士等提出的有益意见。感谢深圳行政学院2014年秋季、2015年春季和秋季三个局级干部进修班全体学员在课堂讨论中和课后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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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谢    庆

  [作者简介] 朱迪俭,深圳行政学院副院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