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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如何对接“互联网+”

发稿时间:2015-08-11 00:00:00  

  互联网给政府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政府的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提出了考验,信息传播的全球性更是让我们的政府治理接受全世界的审视
 
  《国家治理》周刊:当前,“互联网+”的概念正应用得如火如荼,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商务、互联网+交通等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您看来,互联网+政府治理会有什么结果?
 
  刘 澄:首先,互联网是以数据为主,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传播的变化,信息传播突破了地理限制,传播的速度、传播的范围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升级。互联网便于信息传播也就便于发现问题,使得我们的治理结构更扁平化,提高了治理的反应速率和效率,可以极大地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其次,在信息社会,各种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丰富了政府治理的手段。借助于现代化的信息设备,政府可以建立相对完善的公民数据、社会经济宏观数据的运转体系,可以迅速地掌握社会民生动态、经济发展走势,了解每个公民的需求热点,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服务,使社会治理更为人性化和周到,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过去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信息的传递模式是金字塔型的,从下到上一层一层汇报、层层传递,这样的过程一是结构比较冗余,二是信息传递较慢。信息时代的信息传递突破了这种结构限制,新问题一经出现就可能传遍世界,这就要求政府对突发事件做出迅速的反应。顶层要掌握对信息的收集和掌控能力、对问题的发现和分析能力,基层要提高对现场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尽可能地掌握信息、就地处理信息,避免发酵成新的事件。
 
  这就对治理结构中的基层建设和基层应对提出了很大的要求。现在很多问题,在以前可能并不起眼,但在现在的传媒语境下可能会迅速扩张,处理不好就会引起一场风波。比如一个小的公共安全事件,过去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被遮盖,但现在发生的同时就有很多网友用自媒体迅速地传播出去,甚至于领先官方报道,这直接把政府的处置方式、处置效率和处置能力暴露在媒体和民众面前。在信息社会和网络的大语境下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最初都是不起眼的小事,但由于相关单位处置速度过慢、信息披露速度过慢,甚至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掩盖了事实,在各种各样的信息源的交叉碰撞下,引发成新的危机。
 
  所以在现在的环境下,必须要提高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政府首先要有完整的危机处理预案,不至于在危机发生时手忙脚乱。其次要加强演练、形成习惯,熟悉危机处理的程序和方案,危机出现之后,第一要现场处置,第二要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和信息公布,两个并行。过去信息公布可以滞后于危机处理,但现在基本上都是并行处理。另外,上级部门要通过信息化手段,迅速掌握到当地所发生的问题,能够坦诚地面对群众的监督,才能有效地将各种风险降到最低点。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全球的视野和平台,民众会把中国的治理结构放在国际化平台上去审阅,可能对很多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标准,对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的期待也比过去高了。治理的视野、治理的成果不仅要接受中国百姓的检阅,甚至要放在放大镜下接受全世界人民的评价,就看我们的治理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
 
  另外,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能变成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但是过程中难免导致信息的振荡、扩大,甚至导致信息的走样。民众会有各种声音和意见,在互联网空间这种多元化更加明显。网络上有民主的思想,也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这就需要我们政府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既要坚持民主,也要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尽可能地消除杂音,凝聚大部分主流声音。如果手段得当的话,能够迅速地汇聚民意,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共识,也为依法执政创造更好的民众基础。从这一点讲,网络是政府推行国家意识最好的平台,要依靠它、信任它,而不是去排斥它。
 
  互联网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完成观念的现代化、手段的现代化和机制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周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前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刘 澄:政府要适应信息时代下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进而实现观念的现代化。过去政府面对百姓,时常表现出一种强制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但在互联网时代政府要更多地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以平等的声音跟民众交流,更好地了解民意、疏解民意、引导民意,快速地化解民间矛盾。
 
  另外,互联网时代下,官员要自觉把自己放在网络环境里接受监督,接受公众的审视。一言一行随时有人监督,自然谨言慎行,这也有助于官员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的主动性和合法性。应时刻牢记自己的行为代表政府的形象,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放在网络上,接受大家的考问,要使自己的言行经受住媒体、公众和时间的考验。
 
  互联网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更先进的手段支持,所以国家治理也要实现手段的现代化。以前获取信息靠文件,或者去基层访问,现在,互联网为信息获取提供了更多选择。互联网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渠道,而且应作为以后政府工作的主阵地。现在的大数据社会每天都产生那么多数据信息,大部分都给我们政府提供依法行政的参考,政府要抢先占领这个阵地,对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和应用。
 
  政府的信息公布、信息披露大部分流程都可以运用现代的网络手段、在网络空间进行,整体的治理结构可以逐渐向网上迁移。甚至以后可以进行无纸化办公,消息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而不是以文件的形式。从治理手段来说,治理体系存在向互联网空间或移动终端迁移的趋势。十多年前我们做过一个相关课题,认为以后发展党员、开展组织生活不需要实地进行,可以迁移到网络上,在网络上成立支部,进行组织生活交流,更加方便、彻底。这样既能提高党领导党员的能力,也能提高党对社会群众的组织能力。把党的组织机构迁移到网络上之后,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党的思想和主流意识传播会更容易被党员乃至群众所接受。
 
  伴随着治理观念和治理手段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机制也要完善。以前政府的层级过多,对现有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需要压缩现有的治理层级,向扁平化发展。俗话说 “山高皇帝远”,过去中央到地方有好几个层级,政策的传达和实施都难以及时落实。信息社会可以改变这种层级设置,可以从中央政府出发,形成全国的一张信息大网,掌握每一个地区的状态和新动态。这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时的参考,可以减少中间层次的信息传达,实现快速、有效处理。现在局部施行的省直管县就是减少政府层级结构的有力探索,以后可以探索实行中央到省、省直接对县进行管辖和治理、县以下实施大平台治理的结构。
 
  过去国家治理是各部门条块分割,但现在要逐渐融合,对体制结构进行改革,提升治理的效率和能力。要构建大平台,利用大数据,发展大文化和大经济,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以金融行业为例,当前全世界的金融机构都在尝试有效的整合,彼此的功能界限在缩小。大金融时代,银行不仅可以存储、做证券,也可以做信托、做保险。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分业监督模式难以满足要求。现在各国政府都在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融合,试图解决当前各部门的条块分割无法完成有效监控的问题。当前的监管结构下,金融的监控手段和监控方式相对滞后,比如现在股市如此动荡,政府能不能有效地稳定股市,就是考验治理能力的有力标杆。监管机构的职能也要改变,比如证监会、央行之间,其政策有时候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以后大金融的时代,相关的金融监管政策要有统一的声音和步调,各机构之间加强沟通,也就需要机构的融合。
 
  互联网社会实际是一个融合的社会,需要各种大平台,不能人为地导致各部门的隔阂与分裂,要加快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协调,共同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边界,提高政务措施的信息化水平,加强资源的有效调动
 
  《国家治理》周刊:在您看来,我们的政府治理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适应当前的互联网时代?
 
  刘 澄:尽可能激发经济活力、释放改革的红利。经济主体是一个自我发展的体系,有看不见的手能让经济体系实现自我平衡。对内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主动性,不该管的就应交给市场。争取做一个小政府,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起飞阶段了,这么大体量的一个经济体,完成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很难的,想继续增长就要释放改革红利。过去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主要依靠资源的投入和人口的红利,现在可能要更多地依靠效率的提升。
 
  完善权力清单制度。李克强总理提出权力清单,就是要明确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依据权力清单,限制政府的作为,释放经济单位的活力,不要把它手脚捆住,不要约束得过多。现在要进行权力自我革命,把权力最小化,尽可能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干预。经过这样一场持之以恒的改革,中国如此大一个经济体才有可能在完成从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信息化的升级。
 
  处理好市场、法律和行政三者之间的关系。过去政府对经济运行更多地是审批和管制,以后可以探索多用市场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来管理、引导经济。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改革实际上不单纯是政府权力的缩减,而是有进有退,在权力缩减的同时要加强服务。对于公共服务,政府要做好做强,该由政府买单的政府一定要买好单,政府不该管的就要交还给市场,由市场运行来解决。但同时,政府也要改变作风,自我限权,自我革命。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释放经济活力,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采取适应信息时代的政务措施。政务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这些措施都是政府适应网络时代民众需求而推出的有力尝试。既然做了,就要做好,要有更新,不能把内容停留在两年前;同时要了解媒体传播规律,注重沟通,不能仅仅单方面传达信息,没有反馈和互动。再好的内容,不被传播、不被了解和认知,等同为零。所以要第一时间把政府的政策和思想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媒体手段传播出去,同时,通过互动了解人们的需求和反馈。
 
  加强资源的有效调动。比如地震救援,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地震,所以需要合理设置相对规模的地震救援队,在发生地震灾害的时候保证能迅速抵达现场,实施有效救援。对于这样的资源来说,要调得动、调得快。未来类似的机构都要着眼于提高资源的快速响应能力,提高机动性。机构的改革、编组都在信息化手段的辅助下进行,机构设置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合和迅速调动。利用现代技术手段精简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有资源、调得动、用得上,提高反应能力。避免因庞大的机构体系分散在各地、人员冗余,造成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