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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士光:八十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共识的形成

发稿时间:2012-10-16 00:00:00  

  摘要:邓小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三个特性,即经济主导性、效率性和自我革命性。他所指的政治体制是个“大体制”概念,他的“大体制”体现了他的政治“大局观”。这个“大体制”下涵盖了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等方面,不局限于一般的制度和体制的关系。

  整个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各项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形成的共识多,推进的速度快,人民群众满意程度高。这与当时党内外有着普遍的改革共识相关,更与邓小平同志发挥个人影响力和作用有极大的关联。

  (一)党内外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基础。共识,顾名思义指的是共同的认识或见识。共识是行动的前提,也是达到预见性结果的保证。只有在认识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共同认可的行动,这样的行动也可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虽然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有领导人提出,但是属于少数的意见,不是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更谈不上进行改革。真正高举旗帜并大力推动改革的无疑是在邓小平时代,这得益于党内外形成的基本共识。这个时期的共识来源于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文革”所造成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建国三十年间,国家政治生活从正常化逐步非常化,乃至发生了“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灾难的“文革”极左运动。这突出的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着两大突出的弊端,即权力高度集中和人治化。党内不少精英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们亲身感受到严重的体制性缺陷,因而他们能迅速达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第二,缓慢低效的国民经济。建国三十年,国家的综合实力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某些方面如重工业、军工科技等方面所取得了令国人和世界自豪的成绩。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低效的,尤其与六十年代后世界诸多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趋势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生活改善幅度不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令人民群众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希望不断改善物质生活水平,也希望能改进政治方式。当时有三种力量具有一致性共识,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被打倒或者被边缘化的老干部。“经济是政治的集中体现”,两大原因促使邓小平等领导人形成改革共识,这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基础。

  回顾这一时期的政治过程,政治建设在两个方面取得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恢复法制,维护法律的尊严。“文革”期间,法制被破坏殆尽,为了尽快从“无法无天”的局面中扭转过来,中央不仅尽快的恢复了国家司法组织机构,而且在短时期修订和制定了七部重要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强调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的重要性对于维护国家社会和政治秩序无疑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显著的标志,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内活动”写入党章,以及修改宪法。二是健全政治制度。召开久已停止的人大、政协“两会”,恢复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在县级以上建立人大常委会,举行全国县、乡两级的选举等,通过制度化建设,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推动国家政治生活的逐步走向正常化。可以说,经过“文革”党内形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相对较为一致,法制和政治制度建设推进相对较为容易。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重新树立了信心。

  (二)达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不易,保持更非易事。政治体制的弊端并非在短期内能够消除,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即“短期和长期”、“民主和民生”。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够在短期内消除长期来形成的弊端,也不太能够在短期内收到显著的成果,改革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这会使得原有的共识消解,歧见顿生。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为经济发展开道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长远的目标也有短期的目的,长远来说是为了民主,短期来说是为了经济发展摆脱体制性的束缚和障碍,长远的目标和短期的目的两者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和互相能有益的促进?

  “短期和长期”、“民生和民主”是困扰八十年代保持政治体制共识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七十年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在政治制度恢复和建设方面成绩很大,然而在随后的政治生活中按照制度运行却不那么得心应手。比如县级成立人大常委会,宪法又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这就出现了党领导人大还是人大领导党的问题。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符合现代民主理念,而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意图和人大意图的一致?又如,1979年《选举法》是个非常好的法律,是政治制度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长期性体现,但是,在具体进行实施时就出现了传统的“确定性”选举和“竞争性”选举不相一致的问题。这种情况与执政者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初步改造能够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的初衷又不完全一致。

  为了保持共识,八十年代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改革开放”是整个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推动改革开放着眼于长远,为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长远目标埋下了伏笔。改革开放主要是从经济角度上说的,迅速发展经济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硬道理,而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实行改革开放。回顾当年的历史,就是单纯从经济角度来提改革开放也是不容易的,开放的经济会不会对我国传统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造成冲击,开放后的我国经济会不会从此会仰人鼻息等等,这个争论或明或暗的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另外,改革开放不可能只是经济单方面的,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形式肯定会影响到现存的执政方式。改革开放越深入所经受的思想、政治影响越广泛。八十年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化,政治生活中选举风波等,也形成了“冲击--回应”的政治活动模式。一方面表明了人们的民主自由的享受程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执政者被动的回应着这种冲击,政治压力的受压能力也明显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试图从被动回应走向主动适应和引导。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中后来若干年达成政治体制改革共识的难度大于“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其推进的初衷是经济发展形势好一点,政治改革快一点,政治改革一点,经济进步一点,通过改革使得经济和政治达到“互惠性”、“互补性”。

  (三)保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与邓小平发挥个人影响力和作用分不开的。谁都不会否认,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无人能及,如果没有他的积极推动,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盛况。从1980年8月18日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邓小平始终积极着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目标和内容不断发表重要的讲话,为党内外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奠定了政治基础。

  我们可以反过来考量,如果八十年代不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会怎样?也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在何种程度上推动了改革?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当下党内外很多同志在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以邓小平积极推动了二十年多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就需要对邓小平主导的政治体制性质作一个政治分析。笔者认为,邓小平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三个特性,即经济主导性、效率性和自我革命性。首先,经济主导性体现了邓小平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政治挂帅”,经济建设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邓小平对这种政治方式是深不以为然。1975年他复出以后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努力纠正这种政治方式,但他的努力不见容于当时的极左思想。改革开放初期,长期处于“革命式”的政治方式难以适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建设式”的要求,而这个时候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已经允许他放手实施他的思想。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直接间接的都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邓小平直面提出党政不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等一系列弊端,既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也从经济发展方面考虑的,应该说更着眼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视角。他说“经济体制每深入一步就深深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真正触动党政分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他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实际上体现的是他试图转变我国传统政治方式的政治思想更为恰当,这个政治思想即是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

  其次,邓小平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非一般性而是效率性的。讲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往往会想到西方政治体制,即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因此,现在党内一些同志之所以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不够、稳妥有余,主要还是担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使得执政党失去执政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讲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反对西方政治体制的。邓小平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阐述特别多的是“党政分开”,但是他并非强调党政权力制衡,而是着重于阐述党政合一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会使得“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他提出“权力下放”也是基于权力过分集中所带来的低效、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邓小平一方面不赞成搞西方的民主,反对模仿西方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建立四个特区,明确说明这是经济特区,探索实行有效率的领导体制,这些反映了他的好的政治体制的观点就是有效率的体制的思想。

  最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了自我革命性。在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中,包含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笔者认为他所指的政治体制是个“大体制”概念,他的“大体制”体现了他的政治“大局观”。这个“大体制”下涵盖了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等方面,不局限于一般的制度和体制的关系。按照一般的理解,制度决定和制约着体制的发展走向,而体制作为制度的具体体现又制约和影响着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样的理解是将政治体制归结于政治制度中的一部分,改革政治体制归根结底是改革政治制度。但如要全面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显然是不够的。邓小平努力推进破除长期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顽疾,提倡实现各级干部结构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转型,强调“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等等,这显然也是他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强调了自我的革命性。长期的一党执政使得的思想观念、组织机体、领导体制和相关的制度产生惰性、矛盾和弊端,只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才能使得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这需要不断改革的勇气和决心。邓小平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政治家应当懂得,只有自我改革或者革命的动力,才有不断执政的能力。

  经济主导性、效率性和自我革命性,这三个特性基本回答了如果八十年代邓小平不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的问题,这三个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党内外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凝聚起来,形成了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