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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关于中国21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主张

发稿时间:2012-01-18 00:00:00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重新学习、发崛和理解邓小平理论。

  也许有人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高峰是南方谈话,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除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等少量原则性的指示外,也就没有多少指导意义了。

  但这实际是对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特别是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的一百多万字的丰富内容普遍缺乏了解和研究的表现,也是对于《邓选》的研究、理解仍不到位的表现。这也使南方谈话本身包含的面向21世纪的深谋远虑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邓小平年谱》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非常重要的补充。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就能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尤能从中发现,邓小平绝对是少有的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他早就说过:“我们制定的政策是搞七十年的政策。”[1]他对中国21世纪的改革和发展都已有了很重要、很合乎逻辑、也很切合实际的战略谋划,而它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符合21世纪政改需要的基本主张。我们现在讲顶层设计,绝对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他的睿智仍能给我们以很重要的指导和帮助。本文就是对于邓小平21世纪部分政改主张的梳理和概述,

  一、二十一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

  邓小平指出:“我们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开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开放。”[2]所谓“第三步”指的就是从2000年实现翻两番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间的50年发展期。这表明,按照邓小平的“顶层设计”,我国现在正是处在“更要靠改革和开放”的发展阶段。

  那么,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开放”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对此,他早已反复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的开放。”[3]

  那么,为什么21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呢?通观邓小平著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邓小平看来,21世纪前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以及后来基本上未能实现的新权威主义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实际还是初步的、基础性的。进入21世纪后,还需进行难度更大的两大改革,这就是分配制度改革和直接走向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两大改革是更高层次的改革,也是对于扫除现代化障碍更具决定意义的改革,这就使21世纪的发展不能不“更要靠改革和开放”了。

  所以,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五六十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4]

  邓小平还曾特别强调我国21世纪的领导人应当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5]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在南方谈话中为什么那么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了。毫无疑问,他不是认为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改革还要进行60年,而是把未来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了只能在21世纪展开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民主改革上了。他认为,这两大改革将决定中国在21世纪的历史命运,所以首先就要从基本路线的高度确定21世纪仍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

  毋庸置疑,21世纪“更要靠改革和开放”这个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它理应成为我国未来长期内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改革压倒一切”

  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又究竟包含了哪些指向21世纪的指导思想呢?

  简要地说,从任务角度看,邓小平实际讲过三个“压倒一切”:

  一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7]邓小平曾经六次使用“压倒一切”这个提法表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思想。

  二是改革压倒一切。邓小平曾经指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8]后来他还曾经设想“十三大”后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只是因故未能实现。

  “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是目的性的中心任务,“改革压倒一切”则是手段性的中心任务,它们正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大内容。

  三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实际是临时性的反危机措施,所以危机过后就不再提了。

  邓小平始终认为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认为平时也应“稳定压倒一切”。这种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解决前提问题并不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比如吃饭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但在正常情况下它只是例行性的前提,而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只有在出现饥饿、饥荒时解决吃饭问题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吃饭是这样,稳定也是这样。所以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邓小平讲稳定的重要性都只是在强调这种前提的重要性,而不是在讲“稳定压倒一切”。

  邓小平不仅是要稳定,而且更是要发展。他特别强调:“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还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9]他的根本主张是“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和“改革压倒一切”,而“稳定压倒一切”则只是一种临时的反危机措施。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把“稳定压倒一切”常态化,那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也就必然会失败。所以,从1991年起,邓小平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了。因为他看到,“现在中国局势稳定”,危机已经过去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时期也应过去了。于是,他转而提出:“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10]由此,他就转向全力推进“改革压倒一切”和“现代化建设压倒一切”的大改革和大发展了,南方谈话也就出台了。

  邓小平还认为,维护稳定的根本措施实际是改革、发展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切实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1]

  实际上,还在八九风波刚刚平息的时候,邓小平就已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12]后又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多亿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13]而在他看来,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也才能“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中国21世纪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是:以“改革压倒一切”谋得战略稳定,以“改革压倒一切”为发展开辟道路。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三、分配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

  1990一1993年间,邓小平直接提出了21世纪初期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间接提出了21世纪初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进而又提出了21世纪初期综合改革的时间表。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始终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始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靠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公平分配,而不再是靠“所有制改造”。1990—1993年间,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尤为密集,而且更有了重大发展。因为他看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仅仅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4]

  据此,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5]后来又进一步明确:“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16]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邓小平说:“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7]而他反复强调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他说:“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18]“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19]“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20]

  那么,这种前景可靠吗?邓小平认为,只要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为人民服务的,那就没有问题。但若沒有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有“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大问题[21]。这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22]而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也就无法实现了。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到,当邓小平通过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再次重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3]时,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主要内涵实际已经转变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分配制度改革相适应”了。这是因为,南方谈话发表后,市场化改革已经大踏步地前进了。这就表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仍能为市场化改革提供较大的空间。但转向分配制度改革后,以官场腐败和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就不可能适应分配制度改革的需要了。因为,邓小平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改革的前提只能是“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我国今天的复杂现实也已充分地印证了邓小平这一富有远见的深刻思想的正确性,证明了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与其后来提出“在本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问题,实际正是“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初步的分配制度改革相结合”的配套改革方案。

  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他在南方谈话中已经提出了我国21世纪初的改革预期和时间表,这就是:“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4]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到建党百年时达到这种制度建设的阶段性重要目标。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无疑就是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然后就是与之配套的新型政治体制,尽管按照邓小平的战略设想,共同富裕和高度民主还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

  现在看来,总设计师的这个战略构想非常英明。要说“顶层设计”,这就是最高层次的顶层设计,也是最权威的顶层设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们能否抓紧时间完成邓小平的这一改革计划。由此,我们现在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也就只能是着力完成邓小平的这一重大改革计划。

  四、坚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努力

  八九风波即将到来的时候,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正在深圳做选举改革调研,深圳市当时的领导非常支持,已故的蔡定剑教授当时也参加了这项改革工作。但随即到来到来的急风暴雨完全打断了这种发展势头。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了(只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还在继续),而且直到邓小平逝世时也没有恢复过来。许多人因此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政治体制改革。但《邓选》和《邓小平年谱》等资料显示,实际上,即使是在眼前没有重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条件下,他也仍然付出了坚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后努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特别是寄托在了21世纪。他努力使自己的政改主张得以传承下去,而且还勾画出了21世纪初的改革时间表。这对一位已经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来说,已经是他所能付出的最后努力了,而且这种努力也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概括地说,这种努力主要有两项。

  一是通过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25]

  1989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反复强调:“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26]

  那么,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都认为那是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变。这当然是其中的基本内容。但从《邓小平年谱》、《邓选》等资料看,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曾经七次谈到十三大的主题,而其每次强调的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他指出:

  “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过去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是我们十三大的基调。”[27]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当邓小平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时,他强调的实际是“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这种内涵公众都能感受到,而在领导层内就更明白。

  二是通过修订出版《邓选》第三卷传承政改思想和主张。1992年12月至1993年9月,邓小平的主要工作就是修订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他是把这作为最后的“政治交代”来看待的,对此非常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有人建议把文稿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内容都删除,但邓小平拒绝了这种错误要求。从《邓小平年谱》看,《邓选》中已收录了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部分论述。这在实质上就是他在政治体制改方面的“政治交代”。

  不仅如此,他在审订文稿的过程中还向有关负责人提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并指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28]

  他在审阅过程中还对全书的最后一段“……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说:“这个结尾不错。”

  2003年9月27日,他在全书编辑工作结束时又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

  “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显然,他仍然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条路线“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他早已预言:对于这个“不变”的问题,“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29]他所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他所念兹在兹的分配制度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却仍然基本上没有破题。但他这时已经是高龄老人了,他已无力再去推进设想中的改革了。他在全书即将编完的时候说:“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30]那时他已89岁高龄了。他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了后人,他所未竟的伟大事业也正是我们应当奋力推进与完成的!

  (本文发表时有微小删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另在最后一段补充了一条原始资料,即“没有精力搞了”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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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邓小平年谱》第1186页。

  [2]《邓小平年谱》第117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

  [5]《邓小平年谱》第1157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

  [9]《邓小平年谱》第1194-1196页。

  [10]《邓小平年谱》第1330-133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3页。

  [13]《邓小平年谱》第1312页。

  [14]《邓小平年谱》第1364、1356-135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16]《邓小平年谱》第1357页、

  [17]《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

  [18]《邓小平年谱》第1014页。

  [19]《邓小平年谱》第106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16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164、179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4、332、347页。

  [27]《邓小平年谱》第1193、1206、1199、1195、120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

  [28]《邓小平年谱》第1362-136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30]《邓小平年谱》第1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