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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政治体制迫切需要改革时间表

发稿时间:2011-12-20 00:00:00  

  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基本确定的时间表,而且每一步都有基本标志。即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表,这一方面体现的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显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与诚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表明,如果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必将陷入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为严重的动荡,因为那个时期是一部分人觉醒,现在是所有人觉醒。政治体制改革不出时间表,会让所有人感到失望,让一部分人感到绝望,让一部分人心死,让一部分人以死来对抗政治体制,正所谓,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死法,革命的速度就会超过改革的速度。虽然革命不好,绝大多数人不喜欢革命,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加速,不列时间表,革命会不可避免的到来。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时间表,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因素促成的:

  第一,互联网迫使政治体制改革提速。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媒体,不但表现在传播速度上,还表现在自媒体的制造上。互联网给参政议政评政批政速政提供了条件。就拿微博来说,有人对此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微博里拥有10万粉丝,相当于一个新闻网站;拥有100万粉丝,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拥有1亿粉丝,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这就是自媒体的力量。互联网使传统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互联网不但使政治体制改革重启,而且还使政治体制改革提速。信息不是不流通吗?通过互联网流通。官员腐败不是捂着掖着吗?互联网给曝光。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宏大吗?那就一点一点来,还原每一个事件的真相,改变每一个事件的性质,揭露每一个事件隐藏的阴谋诡计,让事实说话。政治体制改革时机不是不成熟吗?那就由网民告知真相,告诉大家什么叫成熟,什么叫早熟,什么叫半生不熟。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熟与否,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来决定,而是由公民来决定,公民手中只要有选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熟,选票是雨露,是阳光,选票会让所有人从不成熟变得成熟。不过,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提速就提前到来,很有些动车的特点,出事在所难免。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新思维。在毛泽东时代,统治基本上靠传统思维,政治社会通行着阴谋、权术,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成为政治社会的箴言、座右铭。但谎言统治得具备几个条件:这个社会是封闭的,只有单一的信息源;这个社会是专制的,铲除异己是他生存的本能;社会是群众社会,权力支配群氓。在改革开放时代,谎言统治的条件没有了,谎言统治也就成为不可能,毛泽东那种政治思维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自由法治新思维。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具有了年轻化、专业化的倾向,言论自由也有了存在的空间,法治观念在全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缺少新思维、新视野、新观念。民主自由法治只有器的属性,没有价值属性,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存在着庞大的模糊地带,甚至同样一个词在理解上大相径庭,鸡对鸭说情况严重,更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好人政治、新权威主义政治混淆视听,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列车被肢节。政治体制改革视野狭窄,只向后看,只总结自己的经验,形成所谓中国模式论,对西方民主经验或视而不见,或视为洪水猛兽,或搞自我封闭,政治体制改革故做摸石头过桥之状。政治体制改革观念老套,对普世价值怀有本能的排斥。实际上这与邓小平的观念背道而驰的,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封建主义说的,他宣传的民主就是普世价值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还说要大胆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也包括普世价值的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塑共识,确立以民主自由法治为主流新思维,从而给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方向和动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官员腐败极其严重,并且转移到官二代、官三代身上;官员滥用权力极其严重,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强力维稳,导致维稳的开支剧增;官员漠视民众表达极其严重,强制堵嘴,破坏言论自由,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成为官员维稳的信条;官员对代潮流拒斥极其严重,视民主为敌人;政府公信力下降极其严重,谎话连篇,宪法与法律形同虚设,对人民的承诺转瞬之间化为泡影;官员移民人数极其严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两极分化的系数不但超过了警戒线,而且超过了动荡线;社会不满意极其严重,微博的网民对政治权力充满着不信任,充满着讽刺与嘲弄;群体性事件极其严重,今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去11万,而且大有燎原之势。有意思的事,群体事件中的人们越来越懂得维权的策略,懂得维权的方式和方法,真正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不断以新的方式挑战执政者的智慧。在这些极端的问题当中,几乎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甚至是重大问题之源。想让惹祸的人再去解决祸端,无异于左手砍右手。

  上述重大问题都迫使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也迫切需要改革的时间表,如果以十年为限的话,每一个十年年限都必须有确定的时间段、明确的步骤、最终的目标。

  第一个十年的第一步,由专制而达“训政”,这是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民主需要启蒙,民主需要训练,民主需要人们丢掉忠君思想、好人政治,需要从传统专制政治走出来,进入民主政治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一步并没有走完,还需要继续往前走。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训政”时期,在这一时期,需要知识分子与权力共谋,知识分子的“训政”不能单独行进,还得以权力“训政”相互配合。权力也不能单独行进,还得以知识分子的“训政”配合。知识分子的单独“训政”,容易陷入政治浪漫主义的误区,权力单独“训政”仍然具有陷入专制政治的可能性。只有二者配合,才能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牵制,共同推动“训政”的进步。

  第二个十年的第二步,由宪法而至宪政。一个国家,首先要确立的就是人人得以遵守的秩序,这个秩序的实体标志就是宪法,把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宪法内容都应该逐渐剔除,使之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在这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有可为,因为宪法的完善,就需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把懂宪法、懂法律的人选进人民代表大会,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专业化、竞选化,要让不懂宪法和法律的人退出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退出机制。

  第三个十年的第三步,由宪政而达民主。这一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没有宪政的民主只是原始的民主,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所以得先有宪政,后有民主,当然这是从宏观上讲的,从微观上说,谁先谁后得依具体条件而定。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把选举扩大到县一级,三十年之后,这个任务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具有倒退的趋势,某些地方的县委书记甚至成为“太上皇”,权力不受制约和限制。“太上皇”现象只有靠县级选举才能解决,县长由当地所有选民普选,书记由当地党员普选,按着邓小平的说法,普选在本世纪中叶进行,时间也就还有四十年。没有县一级的选举训练,到本世纪中叶选举就会成为空话。选举是一夜的事,选举成习惯则是百年之后的事。即使如此,也要只争朝夕。

  当然,对于政治发展来说,时间表可以及时调整,或慢或快,或先后交叉,或同步行进,但时间表不能没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走的也不顺利,甚至还有倒退,但最终能够成功,也是因为有了时间表。时间表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个承诺式软约束、道德约束,能使权力者有历史责任。有了这个约束,使权力者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时间表、挑战时间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没有时间表,任何人都会采取拖延战术,最终把既得利益集团拖肥,把中国社会拖垮。有了时间表,政治家就需要做事,就需要对历史负责。蒋介石父子在台湾担责,中国领导人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