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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标准难题

发稿时间:2011-06-24 00:00:00  

  滞后论者:政治改革无法适应经济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讨论,当时有民主发展先行还是经济发展先行的争论。邓小平最初是主张两种改革齐头并进的。人生磨难让他对民主和法制的缺乏刻骨铭心,因此,他认真思考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主旨就是改革过于集权的政治体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其总体思路是,在纵向上,权力要不断下放,尤其是向基层下放;在横向上,权力要向周围扩散,尤其是将一把手决策改为集体决策。应该说,以权力下放和扩散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

  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农民生活大为改善之后,邓小平将改革的重心移向了城市,这时他更加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并建议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认真研究这个问题,拿出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只是后来特殊的变故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被打断。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始终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而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这是与一些人不同的地方。他的思想一直没有绕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这一基本命题。其实,很多人的滞后论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就是政治体制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是滞后的。

  不滞后论者:如何解释多年来的经济发展

  然而,如果从是否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思考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那么是否进行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有疑问的。在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某个时期,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赶超的阶段,某种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威权体制反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有经验证据的,有较强说服力的案例有三种:第一种是欧洲在近代化过程中,依靠集中起来的国家权力确立私有产权,打破地区壁垒,推动商业扩张;第二种是亚洲新兴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不同性质的威权体制,如日本的“55年体制”、新加坡的李光耀体制、韩国的朴正熙体制、印尼的苏哈托体制等;第三种是拉丁美洲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形成了军人控制的官僚威权主义体制,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秘鲁的藤森政权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人提出了新权威主义观点,主张建立和巩固新型的政治权威,通过集中起来的权力,快速推进经济发展。

  这些年当政治体制滞后论重新热起来之后,就有人出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滞后,否则如何解释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呢?滞后论似乎是更多国人的共识,但面对不滞后论者的这种论断,又该如何回答呢?

  我们得弄清楚现在的不滞后论者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这些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护权利,主要是保护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迁徙权利、择业权利、经商权利、福利权利等;二是集中权力,主要是政府集中必要的权力维持社会稳定,集中有限的资源,从事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何谈滞后呢?

  经济发展不是衡量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唯一指标

  如果仅仅将经济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唯一指标,那么以上的结论的确不容易反驳。然而,不容易反驳不等于不能反驳。

  首先,经济发展有个可持续性的问题。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不容否认,但如果陶醉于这种增长,看不到增长中的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陷入低级增长后的停滞,甚至崩溃。这些年,地方政府在GDP压力的驱动下,运用没有得到制约的权力,低效率地使用资源,破坏环境,给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严重的障碍。近年来提出发展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际上表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些环境破坏后的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生存发展面临困境。

  其次,经济发展有个成果分享的问题。有人将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期的改革出现了一种共享的局面,普通老百姓都能切实地分享到改革的收益,不公平感没有那么强烈。邓小平有个关于改革承诺的讲话,那就是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然而,后期的某些改革并未能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仅没有帮助别人富裕,而且千方百计地掠夺别人的财富。

  因此,就经济发展本身来看,这些年的状况暴露了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问题将会继续恶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将会得而复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论是成立的。

  普通国民期望过有尊严的生活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且是为了普普通通的国民能够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尊严”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老百姓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感受。这些年来,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在不断地改善,但尊严感不见得增加,甚至有所丧失。相对于官员群体来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这个时代,人本身的尊严感越来越弱,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尊严感越来越强。在权力高度集中,并且权力与财富高度结合的时代,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不过,由于三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受到了更多现代自由和平等理念的熏陶。因此,多数国民尽管在现实中不得不向权势者低头,但内心中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渴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就不是因为它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因为百姓有了更高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有尊严地活着。不过,普通国民也许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在贫富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即使搞某种民主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的尊严感也不会增加太多,但的确可以让掌握权力的人有更多的顾忌,使得他们不敢蔑视老百姓,甚至要不断讨好老百姓。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