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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冒进与右派的短视:中国农村发展检讨

发稿时间:2011-09-02 00:00:00  

  解放后,中国农村发展受到了左右两种力量的干扰和纠缠。前三十年,是左派压倒右派,后三十年,是右派压倒左派,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左右两种力量,我们既不能完全肯定右,也不能完全否定左,辩证的看,二者都有合理之处,也都有不合理之处,而且二者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也都是深刻的。

  左派合理的地方是:一是对合作的追求;二是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三是对精神世界建设的注重;四注重计划手段的运用。左派的不足是:一是手段不合理,在推进合作化的进程中,对农民财产的强制剥夺,就是不合理的,这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不尊重;二是太追求速度,想在几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三是目标太理想化,喜欢依靠理想改造现实;四是计划手段没有得到科学运用。

  右派合理的地方是:一是重视物质利益;二是重视个人利益的追求;三是重视家庭经营;四是更注重从现实从发,而不是从理想从发;五是注重市场手段的运用。右派的不足是:一是忽视了精神建设;二是只注重了“分”的优势,而没有注重“合”的优势;三是市场手段运用出现异化,没有解决好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总体看,左派显得冒进,而右派则是短视。左派看到了空中的天堂,想飞起来,尽快到达这理想中的天堂;而右派则注重了眼前的利益,忽视了远方的美景。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合作,所以,合作显示的是长远意义。同时,没有精神文明,文明就是肉体的堆积,文明就是堕落的,文明也是不长远的。所以,不注重精神建设,不注重合作建设,发展就是短期的。

  现实中的任何“派”都不是空中产生的,都与其特定的人文基础密切相关。国家不同,人文基础就不同,其产生的左派或右派的“派”性的具体表现也就不同。在一个农民国家,农民性就是最重要的人文基础,所以,在一个农民国家产生的左派或右派就会深深打上农民性的烙印。中国,本质就是一个农民国家,所以,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产生和现实表现都离不开中国农民性的特点,都会与中国的农民性密切相关,所谓“左”或“右”的区别,实际反映的只是农民性的不同侧面而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不是两枚不同的硬币。

  中国农民性的主要特点有两个方面:浪漫与自私。浪漫,实际就是一种处在狭小封闭世界的人对外部世界的狂想和幻想。由于狭小和封闭,所以,幻想也就多,有时甚至也会狂想。这种幻想和狂想实际也是一种急于要改变环境的心理折射,同时也是对自身狭小和封闭环境的的一种思想上的过度反叛。而自私则是弱小无助者面对高风险环境而产生的一种保护性均衡人格。小农经济是天然产生浪漫与自私的优质土壤。小农经济是封闭狭小的,也是弱小无助的,所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人格,对外部世界追求的理想就是充满幻想和浪漫色彩的,而对内部利益追求的现实心态则是充满自私情结的。另外,集权体制与小农经济结合,会使这种浪漫和自私更为疯狂。因为集权体制本质是需要小农经济作支撑的,为了巩固集权体制,集权体制会有意或人为加剧小农经济的弱小性和封闭性。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结合几千年的集权体制,决定了农民性的沉重,也决定了浪漫与自私的沉重。这里浪漫是产生左派理论和行动的人格基础,而自私则是产生右派理论和行动的人格基础。

  在实际行动中,左派往往忽视自私的基础,总想按天使的方式去行动,但现实的人又不是天使,所以,左派的方案往往就吃在人性自私的亏上。如合作化,方向是好的,但合作化也需要解决好人性自私的一面,否则,合作化就困难,就是幻想和浪漫。中国农村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而右派又往往太注重利益的诱惑,于是就忘了人更需要精神,更需要合作,结果导致自私的人更自私,物质有了,但精神却郁闷了起来。如承包制,虽然照顾了自私性,有了现实,但却没有了理想,自私也导致了一种自私的“囚徒困境”,小岗村就是这种自私的象征物。

  目前,中国农村发展,中央提倡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方向是对的,这是不左也不右的,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这里既需要处理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遗产,也需要克服自身农民性的干扰,所以,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左派和右派的遗产是沉重的,如推进合作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至今还是存在的,至少对党的政治形象的严重不利影响还是存在的,另外,承包制的缺陷也是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更沉重和更根本的,还是自身农民性的改造。目前,在农民性方面,浪漫主义与自私主义现象仍是相当严重的。其中浪漫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面子主义和形式主义,而自私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诚信的缺乏和公共意识的淡薄,比如腐败、形象过程、坑蒙拐骗,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浪漫与自私相结合的衍生物。另外,农民性的改造也不是一个短期问题,而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中国农村的发展,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何有效改造农民性,就需要重点解决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坚决改掉浪漫习惯,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公共精神。具体有:一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公共事务,要建立更加公开的体制和制度。比如游泳,要让大家学会游泳,就要让大家充分在水中练习,同时,也要将水尽可能净化,尽可能公开透明,好让游泳的人身心健康,而不是恶臭无比。这里水就如制度,制度的公开化也就类似水的洁净化。二是要积极推进农村经济的合作建设。因为一方面合作需要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合作经济也有利于培育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要让大家在合作中学会合作。三是要建设富有理性意识、诚信意识和敬畏意识的文化。理性是科学的基础,也是治疗浪漫病的一副好药;诚信是道德的基础,这对治疗自私病有好处;而敬畏则对无限的欲望有控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敬畏也为理性和诚信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四是要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大家都需要行动起来。改造不是少数人的事,没有多数人的行动,改造就是高成本的。五是要注重日常习俗的改造。习俗是人文的外现形式,没有习俗的改变,人文的改变就是空中楼阁。六是要积极推进法治化建设。尤其在转型时期,要注重提高违法的成本,而不是相反。七是要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的人文精神。引进先进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当然重要,但引进先进的精神更重要。大国崛起,更重要是精神的崛起,而不是物质的崛起。物质的崛起只具有短期效应,而精神的崛起具有长期效应。西方工业文明的背后,实际起重要支撑的是精神文明,是西方世界区别于东方世界的独特的精神文明。中国发展,若不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是高高的危楼,是十分危险的。八是在上述具体七个方面的对策中,关键词有三个:公开化、合作化、诚信化。公开化就是政治体制建设要注重公开化,这是适合中国人文国情的一种选择;合作化就是在农村经济方面要注重合作经济的发展;诚信化就是在社会人文精神方面要注重以诚信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建设。政治的公开化、农村的合作化、人文的诚信化,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三个关键点,也是解决农民性问题的三个突破口。九是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落后国家发展,政府就是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方面,落后国家的发展,客观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因为从发展方向的选择看,客观需要政府要发挥好决策作用;从制度建设的合理化看,政府是影响制度变革的最重要主体;从公共产品提供方面看,落后国家往往公共产品缺乏,而公共产品提供政府就是直接主体;从维护发展秩序方面看,政府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从政府自身的改革看,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自己也是自己改革的关键者。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是一个利益主体,政府官员也是现实的利益追求者。所以,落后国家发展,政府如何处理好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利益和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关系,就是关键。若处理好,发展就是成功的,就是健康的,若处理不好,发展就是高风险的,就有可能是失败的。所以,对落后国家而言,成功的首位功臣往往非政府莫属,但失败的罪魁祸首往往也可能会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