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促进发展、关注民生是现阶段我国各项事业实现稳步发展的关键，那么，必须说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民营企业谋求更大发展的必须选择。

　　众所周知，到去年年底我国GDP已经超过了日本。虽然此时我国人均GDP还不及日本的九分之一，但在总量上我国已经历史性地站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高台。

　　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更为严肃而重要的问题是，到什么时候我国可以实现对世界第一大国的超越？我国已经具备了哪些实现再追赶和再超越的条件？将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实际上，国际社会早就有不少机构对中国未来的更大超越做过分析与估计。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于2007年预测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而那时美国仅为41万亿美元，中国的GDP将是美国的三倍，中国将占到全球GDP的40%，而美国仅占全球的14%。美国高盛公司也曾于同年预测认为，到2035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由于美国遇到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他们进一步把中国GDP超过美国的时间调整为2027年，提前了8年。

　　2011年初，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更是激进地认为，中国的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即GDP)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这些分析与预测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国最终会赶上和超越美国。为更确切地把握我国的再追赶和再超越，在我国未来能够实现持续较快发展和每隔十年GDP增长率下降1～1.5个百分点等一系列假定前提下，我们的估计是，到2022年我国GDP将超过美国。届时，我国GDP将达20.61万亿当期美元、美国为19.65万亿当期美元；我国人均GDP将达1.48万当期美元、美国则为5.9万当期美元(目前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多美元)。这就是说，到2022年我国GDP将超过美国。至于我国人均GDP超过美国的时间，我们估计是在2049至2054年之间。

　　目前，我国人均GDP为4000多美元，到2049～2054年间，将达到9.3万左右的当期美元，而美国为9.27万左右的当期美元，略高于美国。这是一个不发生重大外部冲击和内部动乱等假定前提下的乐观预测。但是，要实现上述一系列追赶和超越，我国还面临众多挑战，包括制度性挑战(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度及其建设还远未达到能够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程度)，也包括人口素质挑战(我国的人口及其素质也还远未达到让世界多数人翘首称道、甘愿学习与模仿的程度)，还包括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比较大、分配体制和机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我国多数企业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等众多挑战，不仅如此，我国也同时面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并不愿意看到我国再追赶和再超越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民营企业如何在实现自身更大发展的同时担负起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发展的重任？

　　毫无疑问，要担负这样的重任，不仅需要企业进行制度和体制机制再创新，而且需要企业进行管理再升级、经营再改善、市场再拓展、产品再换代等。在制度、体制机制等具有慢变量特征的因素和条件给定的前提下，对于广大民营企业来说，当前尤其迫切需要着力做好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技术创新，二是人力资本投资。

　　毋庸置疑，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提升。但是，相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相对于大国背景下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来说，我国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远不能适应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投放于市场的商品具有内在的陈旧性。为克服商品的内在陈旧性，就需要有技术持续更新的支撑。然而，技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同样也是易于陈旧的。

　　既然技术如同商品一样，均具有内在陈旧性特征，技术发明、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来说，到底有多么重要，就是一目了然的了。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开始实现再追赶与再超越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和重要。

　　例如，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人口红利还存在，但已经开始迅速下降，按蔡昉研究员的估计，很可能到2015～2016年基本消失。统计表明，到2009年，我国15岁至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此后其边际增长率迅速下降、劳动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工资必然表现为持续上涨。在新增劳动力迅速减少、工资率持续上升和劳动成本不断上涨的条件下，企业要实现更大发展，就必须寻求对劳动的新的替代。众所周知，传统的有效替代方式是资本替代劳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资本同样具有稀缺性。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告别了短缺，资金的短缺也已经被资本的相对充裕所取代，处处缺钱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但是，总体上说，我国还不是一个资本富余国家。这就是说，在我国，资本替代劳动的成本已经开始出现明显上升并且还会继续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怎样做才能实现更大发展？

　　答案就是一条，即必须选择能够对资本和劳动形成更大替代效应的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大量注入，至少是用先进适用技术改善企业的资本构成，在提高企业的技术构成的同时，提升企业的有机构成，并由此为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创造可靠的技术基础。

　　为改善和提高企业有机构成、改进和提升企业资本和劳动质量，实行技术上的拿来主义并不为过。在一定条件下，拿来主义也确曾行之有效过。但是，拿来主义是有边界与极限的。拿来后如果不能消化吸收和进行再创新，拿来的成本就会迅速上升并可能很快超过其可能的收益，拿来的结果就难免导致企业投资的失败。因此，不能用“拿来主义”支配企业关键技术的升级及其未来的长远发展。研究表明，一个重要且有效的路径与办法，就是通过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推进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

　　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把企业人力(干部职工)当作投资的对象，通过加大此类投资，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效率，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摆脱企业生产技术内在陈旧性的困扰与束缚、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和必须的选择。

　　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一个重要形式和载体是教育与培训。在资料表明，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劳动者要比未接受过同类教育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高43%，而受过初中教育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要比未受此类教育的高70%，受过高中教育的则要高108%，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生产率更是比未受过此类教育的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高3倍以上。这就是说，对劳动者施加的教育越多，其劳动质量与效率也越高。经验也反复表明，在企业生产设备等固定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加大对劳动的投入可比加大对生产设备投入带来更高的产出效率。

　　加大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加大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者生产技能的投资，还应包括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技术革新与创造能力的投资，同时也应包括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者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行为规范水平等方面的投资。所有这些投资，其直接表现形式可能是“软”的，是具有“软实力”特征的，但从企业长远发展及其竞争力提升角度看，这些投资却是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人力技术基础，从而最终会固化为企业的真正的“硬实力”和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总之，通过进一步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占领企业技术创新制高点，既是我国广大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必须选择，也是我国实现再追赶和再超越的重要实践内容，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